关注重金属污染：风险评价，划一条科学的“红线”

　　重金属等化学元素在自然界本来就微量存在，人类活动会增加这些元素在土壤、大气及水中的含量，当这些重金属元素富集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给人体健康带来危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重金属带来的环境问题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据不完全统计，2006—2009年共发生41起与健康损害相关较大的环境事件，其中重金属占了22起。

　　这种状况下如何能准确判断某一区域是否有重金属伤人的风险，就需要一系列科学的风险评价体系。采访中，几位业内专家对记者表示，目前我国风险评价研究做得还不够。

　　现有标准存在不科学因素

　　2009年，陕西凤翔县的铅污染造成615名儿童血铅超标，其中166名儿童中、重度铅中毒。当地环保部门的权威发布让人匪夷所思：一方面认定东岭冶炼公司是造成血铅超标的主要成因;另一方面认定该公司废水、废气、固水淬渣排放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其周边土壤铅含量也符合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排污达标”为何“血铅超标”?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胡建英非常关注这一事件，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当时她正在做一项“铅累积暴露风险评价的方法学”研究，对当时媒体上出现的“别让孩子成为环评材料”的呼吁印象深刻。回顾我国近几年出现的重金属污染事件，会发现这些事件中有不少排污企业达标排放，却同样引起所在地污染物总量超标，或者当地人体内重金属超过健康标准。“这其中暴露了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制定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胡建英说。

　　为什么会存在问题?胡建英解释说，在实际环境中，人群通过不同的途径暴露重金属，不同暴露途径贡献有很大差异。“食物、土壤、大气、饮用水等，目前的贡献率计算大多使用经验性贡献率。”比如WHO(世界卫生组织)制定饮用水标准时，铅的贡献率被经验性的定为20%，据此计算饮用水铅标准。“这可能会导致总贡献率大于或不足100%，进而导致介质标准过宽或过严，也会出现环境介质安全值和儿童体内安全值互相打架。”胡建英说。此外，贡献率会基于一种外暴露点监测数据计算而得，但人群暴露化学物质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需要累积暴露过程评价，才能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基准。包括美国在内的标准制定中，虽然考虑了多介质暴露问题，但是通常仅仅采用经验性的环境介质贡献率，没有经过合理的累积暴露过程评价。但美国的环境浓度控制在远低于他们的国家标准，因此儿童血铅浓度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

　　另一个情况也值得关注。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研究员张红振告诉记者，他读博士期间曾跟随我国土壤环境前辈夏家淇先生开展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他们发现，发达国家均以人体可接受血铅浓度作为制定土壤铅环境基准值的基础，而我国1995年颁布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主要基于土壤中铅的“生态环境效应”。铅标准值控制相对过宽。后来在2008年出台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中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针对工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采用以人体健康为基础的标准。但目前尚未颁布实施。

　　而在陕西凤翔的血铅超标事件中，也有媒体指出，企业的排放指标是“工业排放标准”，这样的标准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否真能保护人体健康。这些问题也许都有待研究。

　　标准不是安全线

　　标准就是安全线吗?胡建英并不这么看。

　　在每年给学生上课时，她都会讲到一个美、日汞摄入量基准比较的例子，告诉学生们这些环境标准都是怎么来的。美国环保署(EPA)规定每天单位体重(千克)汞的摄入量是0.1微克，而日本的标准则是0.29微克。为何出现接近3倍的差距?

　　科学界认为普通公众汞的摄入主要是吃鱼。两国都使用来自三个食鱼多的岛国的流行病调查数据确定的安全值。计算方法是安全值除以不确定系数。安全值相同，但两国的不确定系数存在很大差距，美国采用了10，而日本则采用了4。“不确定系数背后隐藏着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日本的标准尽量跟踪美国，但日本是一个食鱼多的国家，如果这一标准和美国一样，那日本的很多食品都要超标，很多产业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们做不到。”

　　来自中国气象局培训中心的纪翠玲和贾朋群曾合作过这样一篇文章——《美国空气质量标准的制修订——科学界与产业界和政府不断博弈的过程》，用具体事例清晰展示了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的角逐。

　　还是以铅为例，2008年5月1日，EPA提出了一个新标准，即每立方米大气铅含量最高0.3微克，是旧标准的1/5。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一位律师表示，在拟议的铅含量范围中，高端部分的0.3微克仍比美国科学顾问委员会一致推荐的水平还要高。美国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程常设委员会主席芭芭拉·伯克瑟认为，新标准不够严格，不足以保护儿童。这一次布什政府又没有理会科学家的意见。铅标准的修订再一次证实了白宫对新标准的影响。

　　“环境标准就是这样一个科学界、产业界和政府互相博弈、妥协的过程。”胡建英说。她建议我国环境标准制定过程应该更大限度地公布出来。“你是怎么制定出来的，用什么方法，什么过程，让科学家在内的各方来质疑、讨论。这样才能让标准更科学，最终保护人群健康。”

　　而对现有标准，胡建英说，我们不能把标准当做安全线，应该让重金属尽可能减少到最低水平。

　　科学的评价才能带来有效的管理

　　重金属的风险评价发展在我国方兴未艾，已经越来越融合环境监测、生物毒理、数学建模、统计分析等各方面的技术。胡建英说，相对于重金属污染的监测、毒性测定、处理技术而言，我国的重金属风险评估研究做得还很不够，“要把很多问题说清楚，还需要系统的研究工作”。

　　张红振也在研究中发现，虽然我国关于土壤、大气等环境介质铅污染调查和人体尤其是儿童血铅含量研究相对较多，然而关于从环境铅到人体血铅含量的风险评估研究，无论是理论框架体系还是基础数据收集还是相当匮乏。

　　他们希望，未来成熟、科学的风险评价技术能更多应用于我国的环境管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