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道”“魔”永争锋

研究人员在奥运会反兴奋剂实验室工作

　　男子百米短跑的飞人大战已尘埃落定。虽然英国短跑选手Dwain Chambers无缘决赛，但他仍然非常激动。因为从2003年起，他就由于使用兴奋剂而被多年禁赛，在经过漫长的忏悔和努力后，他终于获得此次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兴奋剂让Chambers吃尽了苦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后辈：远离禁药，谎言会吞噬你的内心。

　　显然，Chambers仅仅是众多想方设法追求突破极限者之一。

　　人类对于潜能极限的追求跟奥运会一样古老：希腊医生Galen在将奥林匹克的知识传播到罗马时，就曾赞美过草药、蘑菇等在比赛中的作用。

　　早在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上，当时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在比赛途中服食了大剂量的士的宁，率先冲过终点后却倒地不起。

　　而后，研制兴奋剂的相关技术不断发展，苯丙胺、血液回输等能够提升运动员比赛成绩的药物和方式开始全面入侵奥运会。1964年东京奥运会，奥运村的盥洗室里到处都是运动员使用后丢弃的安瓿和注射器。

　　面对铺天盖地的药物滥用，旨在反对兴奋剂使用的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在希腊雅典成立，反兴奋剂运动由此开始。

　　1968年，在格勒诺布尔冬季奥运会和墨西哥夏季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第一次在所有比赛项目中正式实施了全面的兴奋剂检查。

　　但是，直到今天，严格的药物检测和严厉的惩罚措施，并没能阻住来势汹涌的“兴奋剂浪潮”，兴奋剂与反兴奋剂之间似乎将有一场永远的战争。

　　2012年，在奥运会对兴奋剂“零容忍”的大背景下，仍有运动员冒险使用违禁药物。在药检过程中，阿尔巴尼亚男子举重选手海森普拉库被发现服用了含有违禁成分康力龙（司坦唑醇片）的药物，被取消比赛资格。他也因此成为本届伦敦奥运第一个折戟于违禁药物的运动员。

　　“体育中，成绩提升技术就像一场军备竞赛。”美国海斯汀中心前任主席Thomas Murray说。作为一个自行车业余爱好者，Murray跟其他体育爱好者一样，惊骇于无止境的兴奋剂丑闻。“使用兴奋剂或许能够帮我更好地完成4英里比赛，”他说，“如果在我的自行车上装一个马达，那么成绩会更好。但是，这两种做法都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

　　兴奋剂之所以被反对，安全是一个重要原因。研究显示，使用兴奋剂会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许多直接的危害。这类药物能产生药物依赖性，还可以推迟疲劳界限，引起一些严重疾病甚至导致死亡。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运动员简森在100公里自行车比赛途中死亡，尸检证明他服用了安非他明。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如今增强剂已经如此流行，体育官方的唯一选择只能是允许运动员使用他们想用的，只要这么做是安全的。

　　“如果目标仅仅是保证健康，对兴奋剂的规范监督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途径。”西苏格兰大学生物伦理学家Andy Miah说，“如果体育世界能够用国际支持兴奋剂机构补充反兴奋剂机构，将有助于找到更安全的方式提高成绩。”

　　但即使安全能够保障，科学却无法解决兴奋剂议题带来的伦理难题。有观点指出，兴奋剂能让使用者在比赛中获得优势，这种行为不符合诚实和公平竞争的体育道德——公平竞争意味着干净的比赛、正当的方法和光明磊落的行为。

　　然而，不管关于兴奋剂的争议如何热烈，伦敦奥组委还是宣布此次奥运会兴奋剂检测将达到历史最严。

　　来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药物控制中心的团队将承接整个奥运期间的兴奋剂检测工作。上百位研究人员将负责检测奥运会和残奥会7000多名运动员的尿液和血液样本。比赛前和刚结束时，这些样本便会被采集下来，一小时内送达实验室，研究人员分离出一部分用于检测，剩下的冷冻起来用作备份。

　　实验室将24小时运转，一旦发现任何违禁药品，将立即反馈给国际奥委会和其他体育官方组织，然后相关方面将开始进行调查，最终被确定使用违禁品的运动员会被取消参赛资格或成绩。并且，每个运动员的样本都会保存6年，以建立观察档案，相互对比每次的检测结果，发现体内是否含有不同的药物成分。

　　“如果来伦敦，请当心。”伦敦奥组委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