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卵技术是女性生育的“保险单”？

辅助生殖技术（ART）是20世纪发展起来、可以将自然状态下性与生殖相分离的技术。其为许多不孕不育者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福音，能够增进家庭幸福、改善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对科学、社会、伦理和医疗服务提出了挑战。而卵母细胞冻存技术，俗称冻卵技术，作为ART之一，对其的使用也引发了业内外的激烈讨论。

翟晓梅（作者供图）

对科学的挑战：100%的“后悔药”？

使用冻卵技术成功生育的概率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冻卵时女性的年龄，二是贮存卵子的数量和质量。一般来说，发育的卵的数量和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30岁之前的女性在激素刺激后有15～20个卵子可以冻存，但30～40岁的女性可以提供的冻卵数量则比较低。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卵子还可能出现染色体异常。另外，从贮存卵子到成功妊娠，每个环节都有“丢失”卵子的风险。因此，尽管一些人将冻卵技术视作“后悔药”，但实际上它做不到100%的成功。

比如，在被采集的卵子中，有些可能不适合冷冻，有些无法在冷冻和解冻过程中存活，有些可能不受精或不能发育成正常的胚胎；在被移植的胚胎中，基于机体自然筛选的特性，只有一些女性能够受孕，还有一些女性在怀孕后自然流产。

另外，从卵母细胞提取到怀孕生产整个过程是有风险的，比如取卵手术可能引发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甚至危及母亲的生命；接受体外受精（IVF）治疗的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孕前慢性疾病、产科风险和不良分娩的结局会增加。这一切都引发医学界对医疗程序被引入分娩生理过程的担忧。

“后悔药”的说法还可能激起人们过高或虚假的期望。2012年，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就建议为有兴趣推迟生育的女性提供充分的信息，而不制造虚假的希望。

对社会的挑战：生育力下降是疾病还是衰老的自然变化？

近年来，在育龄女性群体中出现了因职业生涯发展、缺少合适伴侣或不同性取向等原因而推迟生育的社会趋势，为了避免女性在决定怀孕时可能受到与年龄相关的不孕症的影响，“非医学原因冻卵”技术也被用于健康的、事实上可生育的女性。

这引起一些争论，比如健康女性因年龄相关的生育力下降究竟是疾病，还是自然的生理变化？事实上，我们很难将孕产妇年龄定义为一种疾病。医务人员有义务尊重患者选择ART的自主性，但是否有义务提供满足个人愿望的所有医学服务？

有一种论点认为，卵子冻存是建立卵子库的契机，与精子库匹配的卵子库是男女平等的标志。当被冻存的卵子不被需要时还可实现卵子捐献。

理想情况下，冻存的卵子应来自25岁左右的女性。研究却表明，大多数女性是在生育力明显下降后才选择冻卵，平均年龄在36～38岁，这导致她们的卵子质量不佳，不适合捐献。另外，女性取卵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风险与男性捐精的过程完全不同，因此很少有女性愿意捐卵，除非是捐给朋友或家人，或商业化交换。

2013年，美国生殖医学会和辅助生殖技术协会认为，由于缺乏数据支持卵子冷冻的安全性、有效性、伦理问题、情感风险和成本效益，不应为了避免年龄相关的生育力下降而推荐卵母细胞冷冻保存。与此同时，美国、加拿大等国强调了对成功概率咨询的必要性。

对伦理的挑战：医患信托关系变成交易关系？

在我国，倡导非医学原因冻卵的也包括企业和个人，有学者认为其倡导包含了企业的利益和个人愿望的诉求。

公立医院开展非医学原因冻卵的业务也受到了质疑，其认为冻卵医疗服务并不是以促进患者健康为目的，而是帮助消费者应对“母职惩罚”或因情感不稳导致的“不敢生”“不能生”的生育困境。此业务的开展让患者变为消费者，医务人员变为销售者，医患信托关系转变为交易关系。医务人员还可能由于使命冲突和利益冲突，使冻卵技术的使用者陷入更脆弱的境地。因此，人们担忧，在日益以市场为导向的医药文化中，消费者、生物技术企业和医疗服务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迫使ART应用中防止过度商业化的伦理学原则发生严重变形。

世界多国的研究已经表明，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人类生育能力的自然限制。因此，医生有责任告知年轻女性晚育可能存在的风险，以便让她们更现实地规划自己的生育选择，也避免她们将非医学原因冻卵作为一项商业化的生殖保险政策。与此同时，对女性生殖自主性的社会和伦理考量应关注到女性在实现其职业抱负和履行母亲身份时可能面临的压力，应考虑到怀孕、分娩和抚养孩子不可能与女性的职业规划相适应，这与母亲的年龄无关，也没有所谓的“理想时间”，因为育儿过程总是复杂的。

对医疗服务的挑战：减轻还是加重生殖责任？

随着生殖医学的发展，就业市场的男女平等是否必须与其齐头并进？冻卵技术是会缓解寻找伴侣的压力，还是强化这样一种错觉，即不应该做出妥协，女性一定会等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医学共同体的观点认为，无论采取何种策略，从性别多样性平等的理念和条件出发，医学一个可实现的目标是确保男性和女性均能根据其生物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健康潜力。换句话说，实现性别平等的策略应考虑不同性别的不同的健康需求，而非通过医学技术缩小这些性别上的生理差别。

2014年，Facebook和Apple公司提出向女性员工提供2万美元的冷冻卵子福利，作为鼓励人们做出更健康选择的推动政策。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前瞻性的、积极的做法，能使女性员工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安全感，避免她们因卵巢储备能力下降而产生压力；但更多人怀疑女性是否能因此成为真正的受益者，因为这样的激励将创造一种隐性压力，即为了表现出对工作的认真和奉献精神，而参与冷冻卵子和推迟生育。这种政策似乎在鼓励女性将事业置于家庭之上。

不少生殖医学专家敏锐地认识到，比起生殖医学技术如冻卵技术的使用，促进生育的活动更能避免或减少人类对生殖活动的责任的风险。该技术所提供的更多可能性其实是让女性拥有了更多的道德责任，包括对生殖活动的责任。

生育自由权的赋予还是无效服务的推销？

健康女性的卵母细胞冷冻与其他选择性医疗干预如整容手术类似，通常并没有治疗效果。这引发了一种观点，即社会是否有义务为“私人心血来潮的愿望”提供资金？医务人员是否有义务提供满足私人愿望的所有医学服务？

相关学者认为，扩展的医疗服务看似赋予女性更多“生育选择的自由权”，实际上，生育自由选择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自由权，而不是受益权。在非医学原因冻卵的背景下，自由权可能只意味着女性有自由冷冻保存卵母细胞的权利，而不能向社会索取经济支持，为她们抵御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孕。而且，所谓的自由选择，可能是无效服务的推销。特别是年龄超过35岁的女性卵子已经开始老化，打破自然生殖限制，将其生殖过程投入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这与为自然生殖所必需而产生的生殖细胞的本体意义相去甚远。由此可见，这已经引发了贯穿医疗ART商品化的伦理问题。

即使在今天，我国面临新出生人口不足、鼓励生育的社会现实时，也并非怎么做都行。伦理学的老问题再一次诘问：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否我们都应该做？

卵母细胞冻存技术：有节制的审慎的医学

ART的进步始终受到道德和社会的关注，需要出台社会政策来规范、限定、调节和监测。公众强烈希望政府机构和医疗机构建立完善的监督或他律机制，以评估该技术的使用状况，包括风险受益的评估、生殖责任和代际责任的问题等。

在全球范围内，一些国家还制定了辅助生殖法。在我国，辅助生殖和伦理学专家学者也呼吁，立法机构、专业团体、医院伦理委员会、权威管理机构应制定有关辅助生殖实践的指导准则，为与之相关的医学、社会、心理和伦理问题提供解决方法，对由医学技术延伸出的科学、伦理、法律和社会含义进行分析和评估。

同时，随着ART的快速发展，医学领域应对该技术实施动态、全面的评估，医务人员也要加强自律，严格遵守规范制度。因为正如医学目的再认识国际共识所指出，“向前看，卵母细胞冻存技术是有节制的审慎的医学”。

（作者系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