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尧：什么是有效的大学治理

　　 近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迎来新校长，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并对新校长寄予厚望。因为我国社会普遍认为，“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就是说，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与思路，往往决定着一所大学的办学方向与水平。这种习以为常的说法不错，但深究起来也不完全对。就中国来说，大学确实需要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来管理，更需要保障大学健康发展以及产生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大学制度。

　　在人类历史上，国家治理方式一般有两种：法治和人治。从理论上说，在法治的社会里，取决于是否有健全的法制，而在人治的国度，常常取决于谁来做官，即官员的人品如何。无疑，大学治理也是如此。虽然如蔡元培一样的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是难得的优秀校长，但是，其治理大学的方式属于“人治”，仅靠个人的人格力量所搭起的人格平台是极其脆弱而难以持续的。事实也证明，随着蔡元培的离去，他所开创的中国大学群星璀璨的时代也一去不返。因此，我国要建立和完善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大学制度，进而实现大学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世界一流大学都会努力创造各种条件，充分发挥师生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教授参与”为斯坦福、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一流大学所尊奉。20世纪中叶，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言谈中不经意间称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为“雇员”，这时一个教授愤然举手抗议，“我们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我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300多年前，耶鲁大学在创办伊始就确立了这样的理念：“你们就是大学”。这个“你们”无疑就是指学生。然而，我国的大学在内部管理上套用政府机关行政级别，一级管一级，隶属关系清晰，建构了一个塔式的层级分明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架构致使官满为患，学术带头人官员化和官员学术带头人化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官员成了大学实际的“主人”，真正的主人——师生却沦为“雇员”。就拿已经出台的大学章程来说，其制定是以行政为主导，大学治理行政化框架未突破，尽管在广泛征求师生意见，但是难以真正体现师生的诉求。鉴于此，我国大学治理改革的起点要从行政主导向师生主导转变，终点是建立师生主导的大学制度。

　　没有完善的大学制度，就难有完美的大学治理。好制度可以保障大学治理不以校长的更替以及个人意志为转移，使大学能够保持禀性而持续发展。那么，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呢？《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大学外部制度要求的是国家建立“宏观调控，市场调节，社会参与，依法办学，科学管理”的办学机制、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其重点是理清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核心是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政府重点抓好高等教育的结构、规划、布局等宏观管理和教育法制化建设，通过统筹协调、监督评估、方针指导、提供服务等方式，对大学依法实行宏观管理。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学章程是大学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大学依法治理的制度基础。《高等教育法》把大学章程作为大学成立的必要条件，确立了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出，“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大学章程要明确表达大学的使命、规定大学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主体地位、明确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

　　另外，大学制度是关于大学的制度，它应当始终维护和保障大学的学术价值，捍卫大学和教师的学术权力。尽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民族与文化背景会造就风格迥异的大学，但大学的使命无非是通过发现、创新、传承、传播知识，创设探寻真理与服务社会的环境，培养具有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由此而论，大学是学术性存在与社会性存在的有机统一体，这决定了大学制度的价值取向，应该是“社会取向”与“学术取向”的有机整合。如果大学制度建构盲目地推崇“社会取向”，大学将异化为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或其他类型的组织而丧失学术组织的属性；如果其建构单纯地坚持“学术取向”，大学将成为远离社会的“学术孤岛”，最终必然被社会所淘汰。因为，现代大学已经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象牙塔，大学的学术价值要通过其社会价值得以实现。教师的工作是非常特殊的学术工作，需要非常大的自主性。大学治理要针对教师学术工作的特点，在大学治理机制上变行政管理为民主管理，不仅要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要确立教师在大学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