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再议，我们科技创新还差什么？

“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加强长期稳定支持。”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一主张，得到科技界代表委员的积极响应。

基础研究的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因此，国家对基础研究日益重视和支持。但是，究竟该支持哪些基础研究、以什么样的方式支持、如何进行资源分配等，是代表委员们在讨论中十分关心的问题。

尊重多样性，做好“长线投资人”

“从历史上来看，在科学刚诞生的时候，基础研究就是为了创造新知识，拓展人类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理解。那时科学家是基本不考虑实用目的的，是由好奇心驱动，这种研究后来称为纯基础研究。但当这些知识经过积累逐渐形成体系，就具备了促进解决实际问题的‘资本’。”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解释道，当人们探索科学发现的应用途径，或者在生产、生活中遇到了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现有的知识不足以支撑，回过头来就需要科学家把这些难题背后的机制搞清楚。这类研究有着明确的应用导向，后来就叫做应用基础研究，或定向基础研究。

“现在我们所说的基础研究就包括了这两种类型，但也有把应用基础研究划归应用研究的。”徐旭东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认为，之所以要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是因为过去我们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比较薄弱，进而影响国家整体科技创新的后劲。

“目前，我们尤为强调基础研究要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这符合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但不能忽视的是，在基础研究内部，支持应用基础研究和纯基础研究应当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他谈到，一方面要为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和解决各类实际问题回答背后的科学问题，服务于技术发展；另一方面也要保证足够的纯粹的科学探索，构建知识体系，提供知识体系的新增长点。

“总体而言，我们的科学研究功利性太强，导致原始创新不足，那些突破现有概念、模式的重大成果就鲜有机会产生。”徐旭东认为，投入纯基础研究的比例有待提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也提到，要保证有一定比例的人做自由探索。“这时候，国家投入的相当于是带有风险性的长期投资项目，这部分资金往往不会太多，但会把网撒得开一些。作为‘长线投资人’，瞄准的是未来的机会收益。”

而事实上，这些收益并不仅仅停留在成果本身以及它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上。“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势必能对人才、团队的培养和储备起到积极作用，还有利于国际交流，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周忠和坦言，如果忽略了这些，我们对基础研究的评价和衡量就会变得狭隘。

周忠和强调，“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要保持多样化的水平，对纯基础研究要更宽容一些。”

总投入增长，企业加把劲

1月2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情况。2021年中国R&D经费中基础研究经费为1696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达到6.09%。对比来看，过去20年，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R&D经费占比维持在15.9%~19.1%之间。受访专家一致认为，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如果基础研究经费不足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徐旭东举了一个例子，大中型浅水湖泊富营养化和蓝藻水华暴发，是我国水环境保护和修复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从21世纪初开始，国家各类重大科技计划都曾先后支持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些科技计划中，绝大多数以工程示范为主，用于蓝藻水华基础研究的经费杯水车薪。

“这导致的结果是，由于对蓝藻水华机理认识不清，仅仅通过改进和组合现有技术开展工程示范，并未真正解决问题，要想发展新技术，需要更加深入的基础知识的供给。回过头看，20多年来，我们的投入和产出并不成正比，这是需要反思的。”徐旭东强调。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所长黄政仁则提到另一个问题，“从基础研究经费来源的角度，企业投入的比重太低”。

《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一文给出的数据显示，企业虽然每年的总研发经费正快速增加，但基础研究方面投入的占比还不足0.3%。近10年来，企业在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总额中的占比为1.5%~3%，而同期的美国，其企业投入占比是 28.8% 。

“基础研究由于其长期性、高风险性的特点，总是让社会资本望而却步，国有企业应该在这方面更有作为。”黄政仁说。

钱多了，怎么用也是个问题

相比于如何把基础研究投入的盘子做大，周忠和更关心的是，如何让分配机制更合理化。“钱多了，用不好，不仅会造成浪费，也难以获得预期的效果。”

他提到，目前科研经费分配过分强调竞争性，给谁、不给谁，该怎么判断？

“基础研究需要有很强的原创性、前瞻性，这非常考验评审专家的学术鉴赏力。这时就需要发挥该领域战略科学家的力量。他们一般都是小同行，有专业的眼光和一定的品味。同时，可以适当请一些大同行做一点取舍和平衡。”但他坦言，很多时候，真正专业的小同行并不掌握话语权，管理部门没有充分放权。

“对管理部门来说，选择的往往是风险厌恶型，在项目周期内希望得到有显示度的成果。这就造成了一种结果，不同部门、项目总是盯着那些最有潜力的明星科学家，造成重复投入、经费过度集中，以至于更多还没有崭露头角的科研人员失去机会。但在这个问题上，小同行是更有能力作出权衡、判断的。”周忠和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