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东：静下心来，向港大学习

　　香港大学今年在大陆地区招生获得了大丰收，在录取的291名学生中有包括3名北京文科头名在内的17名省市级高考状元。与此同时，北京市理科头名选择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在北京市也成功超越北大清华。这一切再次引发热议，某网站甚至设计了网络调查：“北京市四名文理科状元放弃北大而选择香港高校。你如果是学生本人或者家长，是否支持这种选择？”截至7月11日，参与投票的2433人中，92%都支持他们的选择。

　　在北京大学2011届本科毕业典礼上，北大数学学院王诗宬院士发言时谈到“多名高考状元被港校录取”的新闻时说：“考试分数多少是能力问题，选不选择上北大是素质问题。”王诗宬的调侃引发全场笑声。北京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相对而言考生和家长对新生事物的理解程度一向很高，他们应该具备理性的选择和判断能力。他们会清楚明白，56万港币的奖学金去除学费之后会所剩无几，选择港大所应该关注的是四年本科学习后个人的“净成长”。由于北大、清华等高校近水楼台，也举行了夏令营、开放日等一系列活动，北京考生一定有机会了解北大、清华，他们的选择实际是基于了解之上的自由选择。92%的网友支持考生的选择同样反映了这一点。王诗宬院士的发言应该只是调侃而已。

　　高等学校不断提高质量并追求卓越，需要持续的艰难改革。进步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大学校长和教师的自发行为，更加需要外界的压力，包括市场压力、舆论压力和问责压力。在人民币升值之后，全国各地中学选择SAT考试并直接赴国外本科留学的优秀学生数量直线增加，选择港大的学生和他们一起代表着生源市场日渐增长的压力。在大陆高校教育质量没有显著改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清楚预见十年后的情况，就是北大清华可选择的学生范围也将变为200名以后，复旦和交大能争取的生源也将延后，这种市场压力被大学领导者感知后会视而不见还是有所行动呢？舆论对17名省市头名选择港大的持续关注实质是对高校质量的舆论压力，但舆论压力被大学领导者感知后会视而不见还是有所行动呢？

　　问责的压力和大学治理结构有关。现在高校治理结构呈现出一种奇妙状况。由于顶尖大学很多都是副部级，因此教育部能够行使问责权的似乎只有袁贵仁部长一人，因为其他教育部领导级别不够；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副部级领导都由中组部任命，然而，要求中组部懂得教育规律并能持续问责，似乎是一份奢求。

　　于是我们暂时只能希望高等学校静下心来，向港大学习。

　　北京大学多年之前就与港大建立了学生交换关系，每年都有学生到港大交换学习。为了了解港大，北大要求学生返回后梳理自港大学习的感受，比较港大与北大的教育，以利于北大的进步。以下，我们仅仅在教学方面举两个例子。

　　首先是课程的学术要求。光华管理学院宋旻洁同学写道：“香港大学的学习压力比想象中要大不少——课后阅读、作业、报告、论文、测验每一个都不能马虎。如果说北大20小时的课程需要40小时的课外工作，港大则是10小时的课程配50小时的课外工作。老师大都有英美教育背景，虽然比不上北大老师的才情洋溢，个性鲜明，却绝对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判分相当严格，大部分的课程实行正态分布”，“本来以为可以每周出游，轻松度日，结果还是成了24小时自习区的常客”。

　　外语学院安思源同学写道，“在港大，除数学等理科考试计算绝对成绩外，几乎所有文科成绩是按照相对成绩计算的，也就是说按照百分比，记得听香港同学说似乎只有5%~10%的同学可以得A”，“港大学生读书是出了名的拼命，我想和这种不留情面、竞争激烈的评分制度有很大关系”。

　　与港大严格的学术要求相对照，是大陆高校几乎普遍的“放水”。全国平均97%的毕业率以及多所北京高校99.7%的毕业率都清楚说明了这一点。今年，华中科技大学学术要求略微严格一些，再正常不过的情况竟然成为毕业季中国几乎最大的新闻。即使今天，教育部也没有普遍要求统计高校毕业率，使我们对这个有关教育质量的核心数据一直处于云里雾里。

　　其次，研讨课的组织。哲学系李唯正同学写道，“在港大哲学系，每一门课程中学生分组讨论的时间几乎要占到该门课程课时的一半左右”。“在北大，我们往往特别注意学生在表达自己看法时候的引经据典，要求学生必须做到言之成理才可以。这样可以使学生培养出较强的学术工作能力以及读书能力，但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敢于发言并表达自己看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