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真：“知性学者”难于知识创新

　　提倡人的心理的全面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其宗旨在于追求人的发展过程中知、情、意的互相协调，以实现三者相互协同的和谐发展。

　　■周可真

　　在中国古语中，“学者”一词原是相对“教者”而言。《礼记·学记》有云：“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这里“学者”指学生，“教者”指教师。这说明，“学者”原本是一个教育学名词，但后来它也常被用来指称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于是，“学者”就成为一个兼有教育学和知识论双重意义的名词。

　　究竟是在教育学意义上还是在知识论意义上来使用“学者”一词，这是一个关系到运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和要求学者的重大问题。如果是在教育学意义上来使用“学者”一词，则按孔子的教育理念，学者的为学是要达到“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的人格完善境界，据此就应该从“智”“仁”“勇”三个方面来全面评价和要求学者。如果是在知识论意义上来使用“学者”一词，则评价学者的标准就是学术标准，而且也只是学术标准，即只看学者的学术造诣(掌握知识和创造知识所达到的程度)如何，从而也只要求学者不断提高认知能力和提升认知水平以掌握和创造更多的知识。

　　应该说，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实行义务制教育的现代国家，无论是在何种意义上，被称为“学者”的人或群体总是同学校和学校的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学生固然是如此，大凡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者也都是上过学，接受过一定学校的教育的人。这种客观现实的联系表明，“学者”一词的基本意义是教育学意义的，其知识论意义是基于它的教育学意义。但是，在当今中国，人们却是离开了其教育学意义，只是在知识论意义上来使用“学者”一词，相应地，人们评价学者的标准也只是学术标准。从心理学角度看，单纯以学术标准来评价学者，也就是撇开学者作为一个现实的人所具有的心理要素中情感和意志方面的因素，孤立地看待其认知因素，从而片面地只是从认知方面来评价和要求学者，由此导致抑或迫使学者不得不单向度地从认知方面去发展自己——这种“单向度的人”可以称为“知性学者”。

　　盛行于当今中国的“知性学者”概念和相应的学者评价方式，事实上是作为一种学术文化直接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知性学者”。这些“知性学者”尤其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高等学校的“知性学者”，不仅其本身属于教师群体，而且中小学的教师也都是由其培养出来的，故这些“知性学者”的人格特点和价值取向更是直接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教师群体的教育观念和行为方式，使中小学的素质教育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因其培养的人才也和他们一样是“知性学者”或“准知性学者”，这类人才到教育领域实难奉行素质教育理念，倒是易于甚至习惯于按“知性学者”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来行其“知性教育”之事。

　　笔者在《知识创新路别走歪了》(《中国科学报》2013年7月30日)一文中，曾发出 “转变知识观念”的呼吁，主张“以追求文明的全面发展的文明知识观，来代替单纯追求智慧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自由知识观和单纯追求事功和物质文明发展的实用知识观”。本文则进一步呼吁“学者”概念向教育学的回归，主张吸取孔子的教育理念和现代心理学的成就，将“智”“仁”“勇”与现代心理学所讲的认知、情感、意志三种基本心理形式联系起来，把孔子的教育理念理解为教师通过自己的教育活动，使学生在认知上达到“智”，情感上达到“仁”，意志上达到“勇”，据此将包括学生在内的一切学者的为学过程本质地理解为人的心理全面发展的过程，进而主张批判地继承孔子“智”“仁”“勇”的概念，使“智”成为依据客观事实来判断真伪的现代科学理性，“仁”成为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判断善恶的现代人文理性，“勇”成为凭借自由意志依法决定行为的现代实践理性，从这三方面来评价和要求学者。与笔者所谓的“文明知识观”相对应，如此全面地评价和要求学者的观念可以称为“文明学者观”。

　　笔者所提出的所谓“文明学者观”，其核心概念是“文明学者”。在心理学意义上，此概念是相对于“知性学者”，故亦可称为“心性学者”。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所谓“心性之学”，主要盛行于宋明时期，撇开其具体内涵不说，这种传统的哲学学问也是探讨学者原理的学问，并且在总体上是主张“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中庸》)，这里蕴含着孔子“智”“仁”“勇”的教育理念，具有提倡学者心理全面发展的意义 ——这种心理全面发展的学者正可以称为“心性学者”。尽管中国传统“心性之学”属于哲学范畴的心理学，它与现代科学范畴的心理学有本质区别，但它也包含着一些合理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可以按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通过舍弃其具体的历史内涵而重新赋予其现代意义而得到“抽象继承”的。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儒学中所包含的关于学者心理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和哲学思想，理应得到这种意义的“抽象继承”。现代心理学证明，知、情、意作为人的心理的三种基本形式，彼此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统一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它们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同一系统中的三个基本要素，从而按现代系统论的原理，也必然要导致提倡人的心理的全面发展。笔者呼吁用“文明学者”概念来取代“知性学者”概念，其意义正在于提倡人的心理的全面发展。

　　据实说，囿于知识论的“知性学者”概念及相应的学者评价方式，并不能真正起到推动知识发展的作用——至今中国学者的知识创新能力和知识创新成果仍远不能同西方学者相比，便是铁证。中国学术界知识创新的总体水平长期低下而至今未见有明显提升，其原因并不在于“知”本身，而恰恰是在于“情”和“意”!是由于教育界、学术界乃至于整个社会都把眼光聚焦于“知”而就“知”论“知”，指望通过全民的崇 “知”和对“知”的倾力投入来求得知识的快速发展，以至于长期忽视“情”和“意”的因素，对于“情”和“意”的关注和力量投入太少，由此极大地限制和阻碍了人的发展过程中“情”和“意”的发展，从而反过来更极大地限制和阻碍了“知”的发展——这才是中国学术界知识创新的总体水平长期居低不升的真正原因。

　　从知、情、意三者相互作用的系统关系来看，推动知识发展的正能量，其实并不是来自于“知” 本身，而是来自于健康的“情”和健全的“意”。忽视“情”和“意”，乃至对“情”和“意”的发展漠不关心，这就势必导致人的发展过程中“情”和“意”无法正常和正当地发展，而只能是不正常和不正当地发展，于是人之普遍有不健康的“情”和不健全之“意”也就在所不免。如此一来“知”的发展因缺乏正能量的推动，也不可能是正常和正当的。

　　因此，提倡人的心理的全面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其宗旨在于追求人的发展过程中知、情、意的互相协调，以实现三者相互协同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