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福家逝世

澎湃新闻记者从复旦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系方面获悉，著名核物理学家、教育家、复旦大学原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文史馆资深馆员杨福家教授7月17日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86岁。

　　杨福家（1936年6月11日-2022年7月17日），男，祖籍浙江镇海，出生于上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建桥学院名誉院长。

　　1958年杨福家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0年担任复旦大学原子能系副主任；1963年至1965年担任丹麦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80年晋升为复旦大学物理学教授；1987年至200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993年至1999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1997年至1999年担任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创会会长；2001年起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成为出任英国知名院校校长的第一名在籍中国人；2004年创办并出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 [5] 。2022年7月17日杨福家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86岁 。

　　杨福家领导、组织并基本建成了“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在中国国内开创离子束分析研究领域。

　　杨福家的主要科研成就：杨福家曾给出复杂能级的衰变公式，概括了中国国内外已知的各种公式，用于放射性厂矿企业，推广至核能级寿命测量，给出图心法测量核寿命的普适公式领导实验组用g共振吸收法发现了国际上用此法找到的最窄的双重态。在中国国内开创离子束分析研究领域。在束箔相互作用方面，首次采用双箔（直箔加斜箔）研究斜箔引起的极化转移，提出了用单晶金箔研究沟道效应对极化的影响，确认极化机制。

　　1964年夏天，证实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该所所长奥格·玻尔教授和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莫特逊教授对一种核运动状态的预言。

　　1989年，经过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建起来的“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被中国国内专家评定为国内领先、达到国际水平的实验室。

　　在学术论著方面，杨福家与美国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教授J.H.Hamilton合著《现代原子与原子核物理》一书，1996年由麦格劳·希尔公司（McGraw-Hill）出版。杨福家所著的《原子物理学》第一版在1987年获全国优秀教材奖，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08年已出了第四版。

　　在人才培养和教育理念方面，杨福家开始担任校长时就认为：教授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把教学搞好，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科学研究。教学是教授的本职工作，科学研究是教授自己要做的事情。有能力的人，一定可以两者兼顾。如果不搞研究，就没有更多新的东西，教学也是教不好的。

　　在治校理念方面，杨福家觉得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对不同类型的高校（研究型大学、一般性大学、职业高校）有不同的评价体系，要鼓励各类高等院校的发展。比如，宁波诺丁汉大学，杨福家提出来它的定位是一般性大学，而不是研究型大学，定位清晰了，事情就好做了。此外，社会上对职业教育还有偏见，认为只有能力差、不好管教的人才上职业院校，这是错误的。应该尊重职业教育，尊重孩子们的职业发展规划。高等教育应该鼓励多元评价体系，消除区别待遇。

　　杨福家还觉得中国国内的校长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是非常不妥当的。杨福家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做了十二年校长，而中国校长一般是最多做两届。校长可以一直做下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思考。不同校长有不同的治校理念，如果校长换的比较频繁，学校发展的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杨福家开始担任校长后的第一个举措是：“给青年人以机会”、“给复旦人以关怀”，随后复旦大学就出现了二十几岁的教授，三十几岁、四十来岁的二级学院院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之后启动“名教授上基础课”的计划，“首先是教学生怎样做人”等举措也相继出台。 

　　建立智囊团：杨福家在副校长任内就提出来了建立一个“ThinkTank”（即：智囊团、思想库）。1992年9月，杨福家给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徐匡迪写信谈了自己对高校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的想法，并明确提出：高校应当成为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他提议：在加快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形式下，鉴于上海市在中国国内外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参照中国之外一些高级智囊研究机构的成功经验与范例，在上海建立一个为政府与企业决策服务的“思想库”。徐匡迪给杨福家回了一封信：“所提ThinkTank一事，我已请市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蔡来兴研究员牵头筹组，不久他即会与您联系”。

　　人物评价

　　杨福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特质，这就是毫无迟疑的信念和绝无虚妄的豪情。（原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评）

　　杨福家是教育国际化的倡导者，在英国诺丁汉大学12年的校长生涯中，他奔走于世界各地，在推动教育的国际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英教育科技的交流合作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得以诞生，为中国高等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学生走向世界打开一扇门。在杨校长的带领下，英国诺丁汉大学在学术研究、教学活动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在英国大学里的排名明显提升，成为英国进步最快的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评）

　　“杨福家院士率先在国内引进并阐释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带来的挑战，无疑已在中国科技史及教育史上留下浓重一笔。”（《文汇报》评）

　　截至发稿时，百度百科“杨福家”页面以黑白色显示：杨福家（1936年6月11日-2022年7月17日），男，祖籍浙江镇海，出生于上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建桥学院名誉院长。

　　事实上，几年前杨福家就直言，“很多人只知道我是中科院院士，不知道我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我很荣幸一生当中拿到两张证书。”作为核物理学家，他在多校从事教育治理、开展教育活动中一直秉持这样的育人理念，从复旦大学、诺丁汉大学到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均力主“博雅教育”。

　　“我们老是‘文科班、理科班’，念文的不学理的，读理的不管文的——这个观念要打破，文理是相结合的。” 2018年，杨福家在上海院士风采馆与上海电力大学共建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基地给大学生上思政课时就表示，“文理结合”才能育出“钱学森之问”涉及的杰出人才。

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不分家

　　60年前，杨福家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在杨福家看来，博雅教育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文理结合。

　　他告诉研究生们，钱学森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题，其实有回答，那便是：文理结合不够，把文理分开，搞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在美期间平时就玩乐器，海归回来下了船，一手牵着他的小孩，另一手就拿着乐器。

　　“一个有科学创造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杨福家回忆自己小时候，父亲就这样对自己进行教育和培养，让他学理科同时也送他去学画画、学音乐，“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杨福家认为，因为科学创新不单单靠逻辑推理，科学创新在萌芽之时在于形象思维，在于大跨度联想，给你启发，产生灵感；有了灵感，再按照逻辑思维去推演去计算，设计实验加以证实，从而有了创新。“科学家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才能大跨度地联想，所以科学和文史是没有分家的。”

顶尖本科一流博雅办好教育

　　“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是博雅教育。” 根据杨福家的解释，“博”指广博的知识，“雅”指素养、修养。通过在课堂上受到的讨论式、相互质疑的教育，在住宿学院内受到的名师熏陶，在学生社团、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内受到的锻炼，学生就敢于争辩，追求真理，懂得思考，学会做人，学会与人相处。

　　从杨福家一辈子的亲见亲闻看，世界上最顶尖的本科院校都是贯彻博雅教育的院校。他不止一次列举，比如美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本科院校，被称之为“Liberal Art College（博雅学院）”；有些博雅名校甚至都以“学院”而非“大学”相称，在国内并不知名。事实上，美国研究型大学只占3%，职业型学校就是“高职”占60%，两者之外的就是占37%的这类学院。

　　杨福家的老师、国家一级教授卢鹤绂，曾被邀请到一所博雅名校去教书。当时，卢教授所在大学的校长对此还大惑不解：堂堂一级教授，跑到这种小学校去？后来才知，这所学院在本科教育中全世界排第三名，谁能在校教学都是非常荣光的。后来，杨福家还去了另一所相关学院，就是复旦老校长谢希德教授念书的女校——史密斯学院，“我发现他们图书馆写了一个词：Discover（发现），进图书馆不是去背书的，看了书要有所发现，读书的目的是有创造、有发现。”

做人第一修业第二为谁研学

　　不论今昔，世界上一流本科教育其实都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在杨福家毕生的办学实践中，文理结合之“博雅”的另一要素，就是做人第一、修业第二。“这个话不是我发明的，‘哈佛红皮书’里早有了，还有耶鲁大学1828年报告也有，这两个学校都是培养他们总统的，当然也讲政治，”

　　曾有一位毕业生告诉杨福家，他去硅谷有名的科技大学——斯坦福，本想去学技术和理科的，没想到前两年没有任何科学课程，学到第三年才选定专业；而前两年里，有3个学期都要学的一门课，就是“文化观价值观”，每个本科生都必须念。

　　杨福家也告诉他，这门课程不仅学习西方传统经典，柏拉图、笛卡尔、马克思等，也接触世界其他文化的代表人物与经典著作，例如中国的孔孟之道。课程围绕着“人何以为人”这一主题展开，“无论学生将来学习什么专业，都要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杨福家这样回答，“我们为什么要搞科研，为谁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