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的禁烟令与“摆设”化的规定

　　尽管贴了禁烟标识，设了禁烟区，但武汉公共场所的吸烟情况仍十分普遍。5年前，武汉就出台了公共场所内禁止吸烟的规定，但因种种原因，这一规定沦为空文。

　　“吸烟有害健康”，已成一种常识性标签。但“香烟之害”仍就像一个幽灵，四处飘荡，令不少禁烟令花容失色，武汉5岁就“作古”的禁烟令显然只是这种尴尬控烟生态的一个缩影。

　　虽然该规定细致到对每一个具体的禁烟场所都有详细说明，但禁令的效果除了增加纯粹宣传化的禁烟标识和所谓的禁烟区，实际效果微乎其微。多数禁令期望靠一纸行政命令将陋习完全扼杀，但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烟草作为一种高税率和高利润的特殊商品，要想通过行政命令将之扫除出公共场所，必然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载体，一扫了之的难度可想而知。另外，现有的香烟已经深深纳入一种烟文化体系，在社会交际中，香烟的角色让人又爱又恨。要达到控烟目的，对烟文化的有效引导将成为绕不开的话题。

　　再者，烟民的减少必定是控烟最核心的考察标准。就现实情况和长远效果来看，仅靠在公共场合禁烟，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在青少年中加强无烟文化的宣传，遏制新烟民数量的扩大才是治本之策。

　　总之，无论是具体到一道禁烟令还是泛化到各种禁令、规定，要收到实际效果，就必须将现实的社会生态纳入考量范围，并使执行主体和具体细则与社会生态无缝对接。唯有此，禁令才不至于成为消耗公共资源的制度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