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科技人力资源大国转向建设科技强国

近日，中国科协发布中国第一部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报告建议第一条即为中国应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高科技人力资源水平，这引发了社会对科技人才的再次关注。

那么，中国科技人才现状究竟是怎样的?科技人才培养、引进面临哪些问题?应当如何解决?本报就此采访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玉鹏、北大工学院院长陈十一、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陆日宇、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王春法——

中青年科学家崭露头角

笔者：数据显示，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4246万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人力资源大国。这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已进入科技人力资源强国的行列?

王春法：虽然我们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很大，但是相对来讲，大师级的高科技人才还是比较缺乏。当然，这也是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是一个由量的增加向质的提高转变过程不可逾越的阶段。

陆日宇：整体而言，我国高水平科技人才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研究生教育来看，我国研究生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较之以前有了很大增长。

目前35岁左右的中青年研究人员中，就有很多出类拔萃的。前几年，顶尖的、领军型高水平人才非常缺乏，现在虽然还是缺人，但是较以前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陈十一：我国高科技人才现在有了长足的进步，至少在我们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开始有很多中青代的人取得世界一流的成就、在国际一流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应该说，我们确实冒出了一批非常有潜力、有才华的中青代学者。

但是我们与国际一流国家还有差距。我们发表的文章，从原始创新、技术含量到对今后的影响，与世界一流水平有差距。

王玉鹏：目前，我国基础学科发展迅猛，同时也聚集了一批人才，但是整体来说，我们国家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主要原因是我们积累的还不够，另外就是环境上、机制上还有一些与现代科学发展不太相适应的地方。

但是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这种差距也会越来越小。现在，人才回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国外顶尖的人才开始考虑回国。在国内，他们更有一种主人翁的归属感。

个人要少些急功近利

笔者：针对目前科技人才现状，在今后的人才培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陆日宇：就人才培养而言，氛围最重要。中科院鼓励置疑、鼓励学术自由的传统非常好。现在，我们所40岁到50岁左右的研究者都在科研第一线，或者是学科带头人，或者担任某一研究所所长。许多30岁左右的崭露头角的年轻人都积极参与到各个项目里面，10年之内，这些青年科研者就会成长起来，中科院现在开始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问题，对他们在研究经费上给予倾斜。

就自身成长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急功近利。比如，一篇论文中可以讲清楚的，却写了两篇论文来发表，这样做一方面论文的引用率会下降，另一方面，同行可以很清楚地就看出来，会产生消极的评价。这样非常不利于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合作，谁也不愿意找一个浮躁的研究者进行合作。而与国内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对一个青年研究者的成长影响非常之深。

王春法：此外，我们的社会要有一种宽容失败的氛围，要了解科学、理解科技活动的特殊性，对科技人员的科技活动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这样有助于形成一种促进社会创新、敢于冒风险攀登高峰的氛围。

科学是一个高度探索性的工作，它最大的特点是高度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一定要求他成功，那么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做。科研工作者就不会愿意从事高风险性的活动，那么科学的创新性、前沿性的探索活动就会越来越少。

要创新人才评估机制

笔者：要给科研工作者自由探索的空间，如何从机制上加以保证?

陈十一：人才培养体制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对教授的评估体制和研究经费的分配体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都需要经费的支持，而在我国申请教学、研究经费，教授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很多时间浪费在科研以外的事情上，学术水平不再是评估的唯一标准，学术研究某种程度上被社会化了。

陆日宇：在科研经费分配方面，国外固定分配的经费较多，申请的经费较少，科研不会受很大的影响，我们国家现在也注意到这一点，固定经费也在增加。科技部给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固定投入现在也比以前大幅度增加了。

王春法：十年磨一剑，任何科研活动要做出一个成果来，都需要有一个过程。从申报的科研项目来说，要“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对于看准了的人，看准了的项目，我们给他一个连续的、稳定的支持，让科技工作者不再整天为申报课题犯愁、为资金犯愁。

对于科技工作者而言，需要逐步养成一种战略眼光，自觉根据国家战略需求、瞄准世界学科发展前沿有针对性地选题、立项。科技工作者申报项目时，应该基于对科技自身发展的判断、基于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判断，做出一个选择。

要充分发挥领军人才的才能

笔者：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高层次的领军人才不够，我们需要一批有战略眼光的、有深厚科研理论功底的、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把握非常准确的战略科学家。您怎么看待?

王春法：领军人才的产生需要我们提供一个舞台，使他们能够发挥其领军才能。这几年，从我接触的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在国外的科学家愿意回国工作，有一些还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王玉鹏：一流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需要国家相应的政策，单凭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其他配套的环境建设。

陆日宇：科学研究的风险很大，尤其是科学评估，需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领军型人物就担负着这样一个评估的重任。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是最困难的，同样的研究成果，不同的人甚至会做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因为许多研究成果的价值有时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所以，领军型科研人员的责任非常重大，对别人工作的评价、引导要非常谨慎。

不可忽视科研软环境建设

笔者：科技发展，合作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在这方面，目前是怎样的状况?下一步该怎么做?

陆日宇：现在我们同国外的合作不仅是越来越多，而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合作，基本上是政府间的推进，我们并不占主导地位，现在的合作是平等的，或者他们主导或者我们主导，大家平等地合作交流。但是我们在国际学术机构的发言权依然较弱，这一方面有历史原因，毕竟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时间相当的长;另一方面在于他们有很好的渠道和方式进行沟通。这都需要一个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本身科研实力的增强，国际学术机构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几乎每一个讨论都缺少不了中国，我们需慢慢地进入。

王玉鹏：基础研究应当进行最大程度的交流、合作，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们的整体水平。我们的年轻一代可以通过交流得到培养;另外，在某些领域，我们国内科学家应当说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国外科研者也向我们学到很多。科学思想是需要碰撞的，这种碰撞产生的思想火花应该说是很灿烂的，最终会导致1+1>2的结果。

陈十一：比如在美国，教授之间的交流非常充分，这种好的学术交流关系到科研软环境建设。学科现在都是交叉的，不同思想、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教授可以坐在一起交流。我曾在国外一个非线性研究中心做研究员，一个物理学和一个数学教授，可以在一个工作室里合作工作，不久他们共同写出非常好的论文，一篇物理学家做不出来、数学家也做不出来的文章。他们最后得出一个创新性的成果。

王玉鹏：整体而言，我们的交流环境越来越好了，信息越来越通畅了。但我们面对面的学术交流还是不够。做科研，这种学术交流的环境熏陶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