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体育学院原院长因论文抄袭被撤职

  许永刚的博士论文出版后，举报者将抄袭情况作了详细比对，结果发现这本书抄袭了40多篇论文。

　　近日，广东省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省纪检监察机关近两年查处的一批典型案件。中国青年报记者赫然发现，此前曾因涉嫌抄袭被广泛关注的广州体育学院原院长许永刚，已于2011年3月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调离广州体育学院。

　　早在2006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率先报道了许永刚论文涉嫌抄袭的事件(详见中国青年报2006年11月15日《广州体院院长身陷“学生门”事件》)，后来，又有媒体报道许永刚的博士论文涉嫌严重抄袭。

　　据媒体报道，广东省纪委通报称，经广州体育学院学术委员会调查评判，《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抄袭46篇期刊和数据库论文的内容占该书比例达56.37%，构成论文抄袭。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称，在国内，因为学术不端被处理的有长江学者、院士和高校副校长，“中国高校的正校长因为论文抄袭事件受到处理，在我的记忆里，这还是第一例”。

　　2006年，许永刚与其学生王恒同发表的一篇长6100余字的论文，其中有近5000字与2000年公开发表的另外一篇论文雷同率高达80%以上。

　　当时，中国青年报记者比对后发现，许永刚、王恒同发表于2006年5月号《广州体育学院学报》上的《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与李艳翎、郑吾真两人发表于2000年9月号《体育科学》的《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分析》一文，除引言部分的390多字及结论等部分的730多字外，两文中间部分几乎一字不差。

　　许永刚当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这篇论文他没有参与写作，是他的硕士研究生王恒同在投稿时“挂了我的名字”。

　　2006年11月17日，广州体育学院专门成立的工作小组认定抄袭情况基本属实，处罚王恒同两年不准申报职称、两年不准在《广州体育学院学报》发表文章、两年不准申报科研课题，并给予行政记过处分，许永刚被要求在学院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作深刻检讨。

　　2009年5月30日，在天涯论坛中，又有网友发布《抄袭，又是抄袭———博士论文也是抄袭》的帖子，称许永刚的博士论文“抄袭情况极其严重”。

　　资料显示，2004年6月，在苏州大学读博士的许永刚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当时他担任广州体育学院副院长。2006年4月，许永刚和另一作者、也是他的博士生导师孙民治将博士学位论文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标题改为《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

　　指控他博士论文抄袭的帖子称：《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354页40万字中，有202页约19万字是抄袭来的，被抄袭论文或刊物达44种(广州体育学院学术委员会此后认定抄袭46篇论文，抄袭比例高达比例达56.37%——记者注)。

　　就在帖子发布的那几天里，中国青年报记者也收到了匿名人士寄来的材料，里面有许永刚涉嫌抄袭的详细索引。

　　记者比对后发现，这本书确实大部分为抄袭之作，且从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抄起，如书中的第一章写的是“研究选题与总体思路”，第一章第一节的第18、19、20页抄袭自杨树安的论文，第二章第一节第25、26、27页抄袭自詹建国等人的论文，第一部分第二章第二节第33、34、35、38页抄袭自宇正香的论文。

　　书中也不乏长篇抄袭，如第二部分第十章第327到339页共13页抄袭自杜丛新的博士论文，第二部分第十章从313页到323页共11页抄袭自陈勇军的论文，书中连续6个页码以上的抄袭就有14处。

　　在该书所列的参考文献中，均未提及所抄袭的论文。

　　最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许永刚在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自称学生挂他名的《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一文，其实早在2004年就完整地出现在了其博士论文的第二部分第七章第182页至189页中，不仅一字不差，甚至连里面的图表也完全一致。

　　在《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的《后记》中，许永刚写道：“论文终于脱稿，此时的心情极为复杂，既有一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后的轻松，更有一种对自己论文虽倾注心血，但仍不免存在许多不足而难以释怀的心情。”

　　他说：“为了完成这篇论文，我熬过了不少个不眠之夜，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很多很多”。

　　“回首几年的学习生活，我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孙民治教授，他是我国体育界知名的教授，是研究竞技体育前沿问题的权威，在我国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从师虽然只有几年，但他一贯的严谨学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高尚的人格，给我作文为人提供了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封面折页处，显示许永刚为广州体育学院教授、苏州大学教育学博士、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硕士、广州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训练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等多个职务。

　　封面折页处对他的介绍还包括：“进(原文如此——记者注)年来在《体育科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首都体育学院学报》、《体育与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70篇，出版和参与出版专著、教材8部，承担了省部级以上课题13项，其中国家级课题3项……参于编写的《篮球运动高级教程》获‘教育部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等奖 ”(原文如此——记者注)。

　　曾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举报许永刚《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一文涉嫌抄袭的人士称，许永刚虽然受到了处分，但处分得并不彻底，“他的论文都是有科研基金赞助的，事实上这些科研经费被滥用了，应当追查”。

　　记者发现，《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一文显示，此论文是“国家体育总局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课题”，编号为“04BTY006”。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扉页也显示，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但编号竟然也是“04BTY006”。此书扉页上还显示，该书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评定为“优秀”等级。

　　熊丙奇认为，相关基金项目应该启动调查，视情节作出处理，“如果项目没终止，应该及时中止，同时，应追缴已拨付的资金，对当事人申请项目也应作出年限限制。”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第72页至79页抄袭自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龚益鸣的论文，龚益鸣2003年10月在《江汉论文》上发表的《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利益沾滞与路径依赖》一文，甚至连论文标题都一起被抄袭进书中。

　　龚益鸣对这种抄袭非常气愤，他撰文称，对“这样的剽窃忍无可忍”。

　　龚益鸣说，许永刚将其全部“移植”到自己的著作中，标点都不变换，“近万字的呕心沥血之作被许一口吞下，顿有被人掏空之感！”

　　他写道，若许教授在其著作中对拙作有一处引文或在上百条“参考文献”之中能见到一丝泥爪，我也就懒得过问了。“可笑的是，被抄袭的所有原作者许教授一个不提，文献一字不列，所列文献却多半与该书内容无关。其蓄意剽窃，尽力掩盖之心昭然若揭。这一点，凸显了许教授的道德文章实在难以恭维。”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龚益鸣说，许永刚的抄袭行为早就有人揭发，“没想到这样一件事情，查处居然花了两三年”。

　　他认为，既然许永刚的博士论文存在大面积抄袭，授予博士学位单位就应当撤销其博士学位。

　　记者暂未获知许永刚的博士学位处置情况，但苏州大学2009年发布的《苏州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规定：“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确认学位错授或发现有舞弊作伪等违反学位规定者，院(部、所、中心、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应予复议，经半数以上成员通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可作出撤销已授学位等有关决议。”

　　许永刚的导师、《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第二作者孙民治是原北京体育师范学院(现首都体育学院)原院长，并曾担任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为许永刚做了辩护，认为许永刚所受到的处分是不应该的。他说，许永刚在论文中已经写清楚他的研究方法，是引入“二手研究法”，即借用别人的观点，将很多专家的意见综合起来，加上他自己的观点，来论证论文中的假设。

　　对于参考文献中，未提及内容雷同的期刊或论文的问题，孙民治说，许永刚因为引用的资料较多，所以只写了主要参考目录。

　　他还说，当时这篇论文获得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奖项，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评审。

　　孙民治说：“我现在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论文”。

　　“什么叫‘二手研究法’？这就是为抄袭辩护！”对孙民治的表达，熊丙奇毫不含糊地表示，学术界对抄袭有明确定义，必须回归学术常识。

　　他说，为抄袭做辩护的，经常枉顾学术常识，自行进行定义，“完全违背了学术规则”。

　　熊丙奇说，作为该书的第二作者，也应该对书中出现的学术不端问题承担责任，“共同署名者要承担署名责任，至少他应该向被抄袭对象道歉”。

　　熊丙奇说，对学术不端，有三个层面的处理，第一层面是学术处理，第二层面是行政处理，第三层面是法律处理。学术处理，就是要撤销学术头衔，在此基础上，行政机构视抄袭程度作出行政处分，如果还涉及到欺诈科研经费等，还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对于抄袭事件，记者联系了多名当事人和相关人士，但他们都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执行主编黄晓春在记者说出身份后就挂掉电话，记者尝试再次联系，但他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中国青年报记者还电话联系王恒同，但王恒同以正在开会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中国青年报记者也联系到许永刚，但他听到记者的采访意图后，也不再回应。之后记者多次通过电话、短信联系，但都未获得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