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传染病：不能重“新”轻“旧”

　　 最近的一次门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教授段钟平遇到了三个丙肝患者。经诊断显示，其中两人为肝硬化，一人则为肝癌。

　　虽然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段钟平依然很痛心。

　　在我国，丙型肝炎的标准疗法是利巴韦林加干扰素，这两种都是抗病毒药物。“丙肝其实很容易治好，只要发现及时，好好用药，50%以上人的病情都可以得到控制，甚至痊愈。”段钟平说。

　　然而，事实是，很多丙肝患者，一经发现，就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肝硬化或者肝癌。“丙肝从预防到诊断到治疗，整个过程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段钟平说。

　　丙肝危害被低估

　　到现在为止，国内还没有针对丙肝开展过全国流行病学的调查。

　　有调查研究表明，我国丙型肝炎感染率大概在1%左右。也就是说，全国有接近1300万的慢性感染患者。不过，这些都是一些小样本的调研，且不是专门为丙型肝炎的流行病学调查而开展的。

　　前段时间，段钟平主持了一项关于我国丙肝治疗经济负担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一个慢性丙肝病人不接受治疗的话，15%~30%的人会得肝硬化，而5%~10%的肝硬化患者会变成肝癌。

　　2013年度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死亡统计显示，与2012年相比，丙肝的死亡率增加了41.25%。

　　其实，丙肝的预防很容易，其传播途径不外乎输血、母婴传播、静脉吸毒及性行为。

　　而现在，“基本的家底都没有摸清，预防、诊断和治疗的效果更难以保证。”段钟平说，对于丙肝不管是从诊断，还是预防和治疗上，国家给予的重视程度都不够。“有些既有的诊断，也很不规范。”

　　事实上，2007年，丙肝的应对曾面临一个契机。当时，欧洲学术界和患者组织积极促请欧盟，将丙肝列入最危险的传染病名单，并设立肝炎防治专项计划，中国也曾打算开展丙肝普查工作。

　　不过，由于认识的问题，机遇最终失之交臂。中国疾控中心的一名专家表示，丙肝所带来的危害性被低估了。

　　“炒新是政绩”

　　被忽视的不只是丙肝。

　　布鲁氏菌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变态反应性疾病。20世纪50~60年代在我国有较重流行。不过，由于政府采取措施加强疫情监测等，至90年代初其感染率下降到0.3%，发病率也只有0.02/10万。

　　然而，进入2000年以来，布鲁氏菌病疫情强势走高，每年的报告发病人数逐年上升。以宁夏为例，其发病率已经由2004年的0.02/10万人上升到2013年的13.95/10万人。

　　而面对布鲁氏菌病再次复燃的势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所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随着一些新型传染病的暴发或出现，部分常见的、多发的、传统的传染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故而愈演愈烈。

　　而分析其原因，该专家使用了一个词——“炒新”。“炒新能获得重视，吸引注意力，是政绩。”

　　而事实上，这些传染病有着相当大的人口基数，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是无法衡量的。有的地区，病发率甚至已经不好控制。

　　今年广东省暴发的登革热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广东全省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超过4万例，创10年来最高。

　　“登革热的发生是常规的，暴发机理很明确，需要常年采取应对措施，却没有人去落实。”有专家告诉记者，登革热的抗原有激活作用，如果二次感染，治疗很不容易。

　　此外，几位专家都指出，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都一直在努力开展群众爱国卫生运动，从日常生活中关注传染病的预防，但是，现在类似的举动已经很难再看见。

　　科学积累亟须增加

　　“对于常规的、多发的传染病，我们在应对技术和方法上已经有所储备，所以投入更多的精力、物力等到新发传染病的研究，并没有问题。”中科院广州分院副院长、微生物与分子生物学专家郭俊说。

　　不过，对于常规的传染病，郭俊表示，也必须要加强重视。在他看来，应对传染病，关键不是看它是新生还是既有的，而是要关注其在社会和人群中传播的程度，只要达到一定程度，就要加强预防，并及时切断其传播链，而这需要加强监控的力度。

　　常规传染病威胁持续存在，新发传染病又不断出现，我国面临来自传统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的双重压力。为此，相关的传染病监控和预防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

　　不过，在专家们看来，在基层和相对比较贫困的地区，体系建设还有相当大的完善空间。

　　上述中国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必须要提高该体系的早期预警能力，让其能够早期发现疾病的流行以及暴发、流行的信号。

　　“要提高其覆盖面，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郭俊说，健全的科学体系、医疗体系、疾病预防体系和知识传播体系是应对传染病的基本支撑平台。

　　而其中，更多的科学积累是必需的。郭俊说，对常规的既有的传染病要加强监测，更新技术储备；与此同时，也要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平台和研究队伍，使得新发传染病能够追溯到病原，以便作出及时的分析和判断，更好地加强对传染病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