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洲等：青藏高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成果显著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的独特的自然地理单元，是我国以及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江河源”和“生态源”及气候变化的“启动器”和“调节器”，也是我国和全球重要生物物种基因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及生态安全屏障。因此，青藏高原在我国生态建设和保护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由于高、寒、旱的特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极为脆弱，随着气候变暖的加剧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影响，青藏高原生态变化状况备受世人关注。

　　青藏高原总人口由1952年的276万增加到现在的738万左右，其中西藏总人口由和平解放前的123万增加到现在的300多万，人均寿命由36岁左右提高到现在的70岁左右；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始的178元增加到2013年的6500元左右。因此，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水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由于受科技、文化、资金、生产生活水平等种种限制，在改革开放以前曾经出现过生态退化的问题。然而，历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特别是今年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强调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发展当地社会经济。国家自2010年在西藏试点、随之在全国推广的草原补奖政策的实施，使得青藏高原的放牧超载率降低了20%左右，生态恢复效果显著，同时牧民年均纯收入增加了18%。在科研投入方面，2003年专门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2013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高寒区地表过程与环境监测研究网络，集中了中国科学院内、外相关科研院所和高校研究力量，对青藏高原生态状况开展了长期研究和监测。

　　通过长期研究和监测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人类活动加剧，但青藏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仍然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和改善。如植被生产和生态功能增强，具体表现为青藏高原植被返青期提前，生长期延长，植被覆盖度大大提高，草地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增加19%；碳汇功能大大增强。同时发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林地面积、树线过渡带内种群密度和蓄积量显著增加。总体上，气候变化仍然是高原生态系统变化的主控因子，气候变暖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正面的，但这种影响仍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青藏高原变暖变湿，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和生态系统碳汇功能表现为增加；但最近10年，青藏高原西部地区变暖变干，叠加人类放牧活动等因素导致这些区域植被产生不同程度的退化，随着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的实施，这些区域生态系统退化的态势得到了进一步遏制。

　　另外，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目前西藏自治区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47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9个，占全区土地面积的34%左右，居全国首位。这些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使得西藏125种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保证了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和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随着羌塘、可可西里和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特别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高原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青藏高原的野牦牛、藏羚羊和藏野驴等特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得到恢复。目前青藏高原的野牦牛数量约4万头，比2003年的1.5万头明显增加，主要分布于羌塘和阿尔金山两个保护区内。与本世纪初相比，藏羚羊的数量由8万头增加到约15万头，藏野驴由5万头增加到9万头，棕熊、狼、沙狐等大型野生动物的数量也明显增加。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越冬的黑颈鹤约占全球数量的80%左右，当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芒康红拉山自然保护区的滇金丝猴已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500只左右增至目前700多只；类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马鹿已突破1万只。可以说，如今的青藏高原，已成为众多珍稀野生动物自由驰骋的天堂，自然保护区成为人们生存与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生态安全保障。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依然保持良好与党和国家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努力与支持分不开。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都极为重视青藏高原的生态建设与保护工作，西藏、青海两省区及国家相关部委制定了相应的青藏高原、西藏和青海“三江源”地区生态建设与保护规划，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西藏为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国家投巨资在西藏和青海实施的大型生态建设与保护工程和生态补偿政策的效果已得以显现。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生态屏障的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不断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参与。我们相信，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在以藏族人民为主体的高原各民族人民努力下，青藏高原的明天会更加美好，青藏高原会更加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