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科研与工程实践让惊世容颜再续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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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继续努力，让敦煌壁画‘一眼千年’的惊世容颜再续千年。”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荣誉后，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带头人、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备感振奋。

80年矢志不渝，数代人接续奋斗。如今，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已打通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的最后一公里，完成了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不但为国家文化安全作出了贡献，还书写了文保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绽放异彩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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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修复壁画。受访者供图

攻坚创新，根治敦煌壁画“癌症”

酥碱素有壁画“癌症”之称，曾是我国壁画保护的头号难题。

“酥碱病害的‘罪魁祸首’是壁画岩体里的盐分,当壁画岩体湿度发生变化时，盐分会反复潮解、结晶，从而破坏岩体结构，让壁画变得像棉絮一样松软。”苏伯民说。

为解决这些问题，苏伯民带领团队苦苦寻觅根治壁画“顽症”的方法。

“和人类生病相似，壁画出现酥碱也有个‘病因’逐步积累的过程。”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于宗仁告诉《中国科学报》，“要根治壁画‘癌症’，首先要找到病因。”

20多年前，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从西北地区岩石、土壤盐分入手，通过实验分析哪类盐，通过什么途径破坏文物本体的方法，最终找到引起壁画苏碱问题的几种盐，并深入研究其各自特点及混合特性，检测其在空气湿度、温度、人类活动等条件下对壁画影响的阈值。

弄清苏碱的破坏机理后，壁画脱盐、加固、修复，相关材料和工艺又是一道难题。

“部分壁画虽然已经‘酥’了，但依然非常珍贵，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能贸然采取修复措施。”于宗仁说。

为此，团队通过研究保存环境与微生物病害作用机制，研发出灭菌材料和非接触式智能灭菌装置，形成墓葬壁画微生物防治和环境调控等核心技术，并利用原位无损探测技术，形成塑像结构科学评估和骨架替换技术，构建了塑像保护技术体系。

针对露天环境保存的石窟寺与土遗址面临的风化、坍塌、开裂等问题，开展多场耦合下表面风化机理与失稳机制研究，形成我国石窟寺与土遗址保护基础理论，研发出系列保护加固材料，构建了基于传统材料与工艺的成套保护技术，形成石窟崖体开裂坍塌、洞窟渗水、表面风化等系列防控技术,实现了野外复杂环境保护工程的科学化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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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伯民（前排左三）在保护现场。受访者供图

接续奋斗，从物理隔离到科学保护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终结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的历史。

当时，敦煌石窟面临黄沙积埋、壁画剥落、塑像倾倒等问题。清理流沙、修建围墙、加固石窟……以常书鸿为代表的第一代莫高窟人树立起“保护第一”的旗帜，拉开了敦煌文物保护的大幕。

此后，段文杰、樊锦诗、孙儒僩、李最雄、李云鹤、王旭东、苏伯民等代代接力，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工程实践为依托，在西北边陲创造出中国文物保护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敦煌经验”。

“从最初的保护4人组开始，经过80年矢志不渝、接续奋斗，我们逐步形成一支多学科融合、具有国际视野的文物保护研究和工程实践团队。”苏伯民说。

早期敦煌文保理念以“物理隔离，避免人、动物或自然破坏为主”。包括为石窟清除流沙，为壁画筑起围墙，然后是基于常识或经验的文物保护。

“后来逐渐引入材料分析、科学评价等方法。”于宗仁说，“近20年我们取得了大批成果，这离不开文保前辈打下的坚实基础。”

通过不懈努力，团队建成我国首批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文化遗产领域唯一的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文物领域首个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通过成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和甘肃莫高窟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打通了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的最后一公里，探索形成产学研用全链条、一体化的保护模式，打造出学科门类齐全、业务分工明确、能形成研究合力的文物保护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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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在交河故城保护加固现场。受访者供图

使命担当，将技术“辐射”出去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与沙为伴，逐渐构建起以“固”为主，“阻、输、导”结合的综合防护体系，使窟前积沙减少85%。此外，他们开文保理念先河，成功从抢救性保护转变为预防性保护。

在长期坚守中，这样的“先河”，也越来越多。

首次系统科学支撑下的整窟壁画保护修复，首个基于风险理论的世界文化遗产地监测预警体系，第一辆考古发掘现场移动实验车，第一座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赓续接力，始终践行“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历程中的一次次突破。

与此同时，团队主动担当，实施了“西藏三大重点文物布达拉宫、萨迦寺、罗布林卡壁画保护修复工程”和“丝绸之路新疆段交河故城遗址抢险加固工程”等国家重大文物保护工程。并依托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先后在新疆、内蒙古、西藏、宁夏、河北、河南、山西等省区建立7处保护工程技术推广工作站；在浙江设立东南分中心，承担近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300余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实现了石窟寺、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技术的推广应用，为国家文化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该团队与印度、柬埔寨、尼泊尔、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对接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保护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辐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