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尴尬的国际话语权

　　在福建省南部，流域面积1.4万平方公里的九龙江上游水流湍急，下游江宽水稳。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却隐藏着“重重危机”。

　　“早些年江岸周边农民使用的滴滴涕等农药,在土壤中一直残留到现在，因此每到丰水期，随着水土流失，九龙江的水中就能检测出这种剧毒物质，并且含量很高。”经过多年研究，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院长洪华生对这条江很熟悉。

　　九龙江的水质不但低于渔业水质标准，而且剧毒物质还有让生物多样性丧失、破坏种质资源及污染食物链等巨大危害。此类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不久前举行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论坛2013”上，专家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国际谈判，力量悬殊

　　滴滴涕只是《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的多种POPs之一。更“可怕”的物质还有六六六、二恶英、多氯联苯等等。

　　自2004年5月17日《公约》对中国生效至今的9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来禁止和削减相关POPs物质，寻找替代物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国际上禁止的POPs物质，从最初的9种，一路猛增到现在的20多种。并且，这一数量还在漫长的国际谈判中“悄然”增加。

　　但国家履约工作协调组办公室处长丁琼表示：“中国在与欧盟谈话时，力量还十分薄弱。”原因在于，中国缺少对这些POPs最前沿的科学研究。

　　“对于欧盟国家提出的这些新增物质，我国几乎都没有开展相关科学研究。”丁琼解释说，谈判中关于某种POPs的毒性、产生原因、传播途径等问题的探讨，完全由欧盟国家主导。

　　在科学研究上，“中国对国际新增POPs评估工作几乎没有贡献”。作为该国际评估委员会中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信直言，近些年新增加的POPs都是由欧洲国家提出的。

　　事实上，如短链氯化石蜡等新增POPs，中国恰恰是这些物质目前全球最大的生产国，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谈判过程中的被动，直接带来履约的被动。

　　矛盾也就产生于此。如硫丹等部分新增污染物尚在我国生产和使用，一旦其被列入“黑名单”，我国就必须“与时间赛跑”，迅速制定出减排“时间表”，并开展消除和替代工作。

　　公约是强制性的，必须按照要求执行，定期接受审查。因此，“这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清华大学环境系主任余刚深感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减排替代，两条腿走路

　　在应对POPs减排任务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压力比发达国家大得多。

　　2009年5月17日，我国按照履约承诺，停止了滴滴涕、氯丹和灭蚁灵等物质的生产、使用和进出口。但鉴于庞大的污染基数和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我国削减、淘汰和控制POPs的形势仍然严峻。

　　以“黑名单”中的全氟辛烷磺酸盐(PFOS)类物质为例，“一旦我国新增POPs物质的减排工作开始，约15家PFOS生产企业将面临减产甚至完全停产状况。初步估算涉及近500个工作岗位和千万元的年产值。”胡建信说。

　　同时，“黑名单”中涉及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大多已经得到解决，他们掌握了成熟的技术，但由于涉及ZL问题，这些技术在我国的使用成本很高。

　　以石蜡生产行业为例，按照国外替代成本估算，极端替代情景下其成本超过亿元人民币。

　　“我国履约技术的市场还不成体系。目前只能采用引进加国产化和自主研发相结合的方式，两条腿走路。”丁琼说。

　　未来，变被动为主动

　　在谈判上的尴尬，让胡建信和丁琼都认为，“应对这种局面，需要科研水平提高和政策制定上的完善”。

　　科研工作的局限，使得我国针对生产和使用新增POPs的风险管理评估，缺少充分资金和技术转让需求分析。同样，科学研究信息的不足，使得政府决策也面临困难。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被列为潜在POPs的物质有610种，其中426种，也就是约70%存在于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中。而在北极监测出的120种污染物中，74种存在于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