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让更多世界级成果出现在我们的实验室

身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和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当当。几次改约后，记者终于见到了他。地点是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这也是他的更衣间、休息室。在这里，成堆的专业书籍摞在一起，衣架上挂着不同场合需要的服装，方便他随时换装奔向下一个会场。采访开始前的几分钟，施一公仍在回复邮件，助手则略带歉意地提醒记者一定要控制好采访时长，因为“施老师稍后还有学术会议”。

充分、高效地安排每一分钟，这是贯穿施一公数十年科研生涯的习惯。这份坚持和努力，让他带领团队一次次在世界级科研难题的比拼中抢先“撞线”，也让他收获了2020年度陈嘉庚生命科学奖的荣誉。这既是国家对重大原创性科学技术成果的充分重视，也是对他归国以来科研成果的重要认可。

“2008年回国后，我的压力来自如何证明自己、如何突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成果。应对这种压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选择课题，一定要选择比在普林斯顿大学意义更加深远、真正在结构生物学甚至整个生命科学领域举足轻重的课题来攻关。”施一公当初锚定的三个课题方向中，此次获得陈嘉庚科学奖的“剪接体的结构与分子机理研究”正是其中之一，是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成果来”的坚持，也是他“从小到大最为之兴奋”的突破。

科研路上，施一公一路奔跑，但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里，他发表文章的数量却创了1995年以来的“历史新低”。担任西湖大学校长的这两年，待在实验室里的时间少了，他更多地开始思考如何领跑、陪跑，让更多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出现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

“我总是在想，35岁的施一公和53岁的施一公有什么区别？”初夏的阳光打在脸上，施一公对记者讲述着他心中翻腾交织的从容与紧迫：“35岁是我在普林斯顿获得终身教职的年纪。和当年的施一公相比，我的反应速度、语言组织能力甚至演讲能力都大不如前。但年龄增长带来的也有优势，那就是积累多了，我更加自信、也更有经验，知道科研在哪些方面更容易突破。现在我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每一天都充满了危机感，希望自己能多做一点、再向前一步。”

他深知创新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在强烈的紧迫感驱使下，施一公把自己科研生涯多年积累的优势，转化为人生下半程不断前行的动力。

“西湖大学的定位在于小而精、高起点、研究型。”施一公如此描述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一是我们希望为国家探索新型大学治理制度，立足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化办学规律、符合科技发展规律；二是我们希望在大学里探索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又鼓励创新的科技评价标准；三是我们希望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

他看重科研的取向与眼界。面对每一位新入职的科学家，他总是说，不需要有发文章的压力。因为办西湖大学不是为国家再增添几百篇论文，把影响因子再往上冲一冲。“At Westlake University, only the sky is our limit!”（在西湖大学，科技创新一切皆有可能），他在给每位受邀者的邮件中如此写到，期望他们能在这里做一些有意义的、“如果缺了，你的领域会有一个缺口，不能自圆其说”的工作，“要努力做各个科研领域的引领者、而不是跟随者”。

“思考全面、高效率、注重科研细节——他总是能敏锐地看到学生存在的问题，却特别讲究方式方法，从没跟学生说过重话。”跟随施一公求学七年，从青年学生到入选“未来女科学家计划”，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西湖学者万蕊雪表示自己学到太多，“但最让我敬佩的还是他的科研热情，永远都那么饱满。”

采访快要结束时，他再次对记者表述这份始终如一的初心，“我是一个科学家，这是我最根本的属性。独立科研生涯已经将近23年，我总是在跟自己的过去比，总是希望超越自己。我想这是所有真正科学家的共同特点——突破自己过去最高的成就、最大的研究成果、最享受的一次发现。我期待，也相信自己能走得更远、做得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