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气候变化的两种文化和一种信息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必须合作建设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

　　解决近期有关气候变化数据的争议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成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来没有成为舒适的同盟者。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长久以来不信任看上去缺乏“坚实事实”的社会科学，他们常常把后者斥为“软科学”。

　　反过来，社会科学家可能同样轻视自然科学领域的同事过分声称的客观性。

　　直到不久前，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特别是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工作——看上去提供了双方在合适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合作的一个典范。尽管自然科学家确定了这个问题的本质，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关于可能的影响以及可能的响应的信息。

　　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困扰着气候变化学界的一场危机已经揭示出这两个学界仍然存在着鸿沟，特别是在呈现一个统一的传播阵线从而应对越来越多的怀疑者的声音的问题方面。

　　自然科学家从社会科学家帮助阐释科学的过程和公众所认识的这个过程的问题上能够获益很多，而且这不仅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是重要的经验教训，而且在把科学嵌入到发展政策的更广泛辩论中也是重要的经验教训。

　　需要透明度

　　这场危机无疑强调了需要更透明的科学过程。它也强调了需要更强的意愿去承认一件事：即便这些过程不像许多科学家所声称(至少是在公开场合)的那样正式和严格，它并不必然破坏它们的合法性。

　　例如，这就是英国东英格兰大学的气候科学家和他们在全世界的同行的私人电子邮件被公诸于众的事件中出现的一个关键教训，它揭示出了科学实践活动的更人性的一面(见 “气候门”的科学教训')。

　　最近，气候学界因为被人指控夸大了印度北部冰川正在融化的速度的说法而受到了震动(见 冰川消融之争显示研究的漏洞)。科学家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孤立的令人误导的说法并不能让关于气候变化的现实或缓解其影响的迫切性的总体共识变得无效。

　　但是破坏已经造成了。IPCC把它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建立在客观分析的主张之上，它已经对于任何破坏了这些主张的指控变得非常脆弱(见 IPCC需要做出改变)。而这反过来又严重削弱了公众对采取政治行动的支持。

　　不同的眼光

　　如今的挑战在于扭转这种趋势。在电子邮件被曝光和冰川事件中，气候变化学界最初的反应是强调需要对其结论进行更严格的同行评议。

　　但是这把重点放在了问题的错误的一端。正如美国的一位权威气候学家Stephen Schneider本周(2月18-22日)早些时候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于圣地亚哥举行年会上所指出的，对IPCC最新一次的评估报告所使用的成千上万个参考文献的仔细分析暴露出了“20到30个”科学错误——但是这仍然不会破坏通过数千位科学家的研究所达成的主要结论。

　　更有用的是一种更强的意愿，即承认自然科学本身是社会活动而且可能偶尔出现错误数据而不会破坏其结论的坚实性。

　　主要的任务不在于改变IPCC的行为，而在于鼓励公众用一种不同的眼光去审视这个组织及其信息。而这是社会科学家比自然科学家能够提供更多东西的领域。

　　气候怀疑论者变得“科学”

　　AAAS年会上的其他发言者描述了产业界的说客和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集团如何故意夸大气候变化科学的不确定性，从而获得公众支持。这代表了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直接对环境管理制度的政治攻击策略的一种变化。

　　事实上，其中一位发言者——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历史和科学之研究教授Naomi Oreskes认为，这种集团在它们影响公众看法的手段上正在变得更加“科学”。例如，积极地进行广告运动以攻击气候科学家，这显示了对选民如何决定复杂问题的更好理解，而绝非科学家常常称之为的“无聊网站”。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类运动在减少发达国家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公众支持方面是有效的。而这反过来又会产生风险，破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它们应对这类变化所带来的许多挑战所需资源的举措。

　　气候变化科学家必须在采取传播手段逆转这种趋势方面变得更加老练。不仅他们的科学要变得坚实，而且还要更好地理解社会对此做出反应的方式。因此，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的投入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