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

　　 英国QS教育集团最近发布了2015年最新“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国大陆有58所大学入选全球顶尖学科前400名，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这说明我们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我们是否就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只有一步之遥了呢？

　　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深入研究多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后得出分析框架，从学术组织、学术信念和学术活动三个方面来分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选取其学术组织这一维度来检视世界一流大学经验，看看我们的差距。

　　曾有学者对大学组织的演变作出这样的描述，“从18世纪前的僧侣村庄，发展到19世纪的知识分子小镇，再到二战后多校区、多元化的大都市”。中世纪大学自巴黎大学始，设有“文法医神”四个学部，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四个学科，这种组织模式持续了很久，直到柏林大学出现。柏林大学打破了以往的学科建制，开创了“讲座制”，“讲座”最初是研讨班，后来发展为研究所、实验室，甚至医院，是新学科、新知识的孵化器。也正是在这些新组织机构里，柏林大学首创了学术自由、科研与教学融合的办学模式。

　　因此，世界的学术和科学的中心转移到德国。许多美国学生留学德国，将德国的讲座制带到美国，并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研究生院，以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应运而生。因为美国大学的市场调节机制，伴随着科学的进步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美国不同层次的大学都迅速进行了学科重组，新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中心层出不穷。而这些都反馈到教学系统中，通过如本科生科研计划、教师的评价等措施促进教师跨学科科研和教学的合作。这也得益于美国教师行政管理体制的机动灵活，其编制只具有统计意义，没有学术发展的意义。

　　中国情况如何呢？我们的学科是和院系伴生的，在目前管理体制下，它是与资源联合起来的，所以目前按照行政逻辑而非知识发展逻辑划分的重点学科，一级、二级学科，势必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产生不良的影响，也违背了学科发展的规律。我们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大多是从院系中分离出来的，而不是不同学科组合起来的，所以具有单学科性和重复性。更有甚者，往往是为了解决行政上的问题，如人事职务等而建立起来的。

　　中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是管辖所有学科方向的独立于学术活动的行政部门，而且无论什么学科都按照同一模式管理，直接干预从招生到培养的全过程。而西方大学的研究生院与本科生院一样都是学术单位，如法学院、教育学院，只不过其管辖的学生是研究生而不是本科生。研究生管理是学院的职责，一般不设校级研究生院管理机构。

　　总之，研究型大学的行政组织应是为学术组织服务的。因此，行政组织要松散，学术活动要有序，所谓“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越是高水平的大学越是如此。只有这样，一旦出现行政与学术的不协调，才能迅速作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