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大学要实现学科个性化发展

　　一项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高校国际科技论文占全国总数的82.92%，国际合作论文占79.10%，科技论文占比65.37%，发明ZL占比23.86%。

　　很显然，在各项科技政策的演变推动下，中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能力正在持续加强。但在浙江大学校长杨卫看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中国大学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挑战，大学要实现从数量到质量的提升、实现学科个性化发展。不久前，他在美国世界银行发表的一次专题演讲中，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所谓科技政策指的是一个国家为强化其科技潜力，以达成其综合开发之目标和提高其国家地位而建立的组织、制度及执行方向。科技政策的本质是一种制度设计，对科技活动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据杨卫介绍，目前在我国，与大学直接相关的科技政策与计划主要有四个领域：一是学科领域，包括国家重点学科、“211工程”、“985工程”；二是项目领域，包括重大科技专项、科技支撑项目、行业重大专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三是基地领域，包括国家、部门重点基地和各类知识转移平台；四是人才领域，包括“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

　　“在科技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科技投入迅速增长。科研经费也已成为中国高校经费的首要来源。”杨卫说，而在科技政策的主导下，中国科技拨款方式也已经从垄断性向竞争性转变。“近年来，政府不断减少来自行业部门的指令性科研计划项目，增加以竞争和评估为基础的竞争性科研经费拨款。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成为大学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和资助高水平人才的重要推动力。”

　　拨款方式的转变，使得大学参与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大学承接国家重大项目的能力显著提升。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国内大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10819项，经费370979万元，占面上项目总经费的81.99%；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304项，经费67568万元，占重点项目总经费的70.05%。

　　美国著名教育家范内瓦·布什在其一篇报告中曾指出，大多数企业和政府研究部门都着重现有科学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只有学院、大学、研究所将其大部分研究力量放在扩展知识的前沿和基础研究上。因此，要加强政府对科学研究的宏观管理，重视基础研究，要关注大学的科学研究，发挥大学在科技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无疑，大学在国家科研全局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杨卫说，如今中国大学已经成为了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110个，占全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51.9%；大学承担了50%以上国家“973”计划项目和重大科学研究项目；大学全面参与国家16个重大专项的研究任务；大学的国家创新研究群体占全国总数的55%。

　　“近年来，高校的条件设施不断改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学术声誉不断提升。这是很多人都能够看到的，但其中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杨卫说，这些问题包括基础研究比重相对偏少、原创性成果偏少，学术评价制度不利于出学术大师和重大创新成果，来自政府的常规性拨款偏少，以及部分教师在日益重视科研的同时对教学有所忽视等。

　　在讲演中，针对上述问题，杨卫也指出了一些解决之道。

　　首先，相关部门对高校办学绩效的评判要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更加关注反映内涵的人均指标。“看人均指标的同时，总量也要达到一定的临界质量。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绩效内涵目标，通过逐步演进的配套政策加以激励和引导。”杨卫说。

　　其次，制定学科间差异化体系，实现从“一刀切”到“和而不同”的转变。杨卫表示，要制定各学科的内涵发展路线图，体现不同学科的差异化特征。另外，还要逐步建立符合国内外宏观环境的薪酬按学科配平的机制，从而更好地激励各学科教师努力工作、提高水平。

　　第三，大学要面向国家战略主题和区域重大需求，着力建设若干个重大学科交叉平台，设立一批跨学科岗位，推动跨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推动学科交叉，关键在于政策的正确引导和制度的科学安排。要探讨建立交叉研究绩效机制。

　　最后，实现从校内到校外的协同创新。2011年，我国推出协同创新计划，目的是促进高校对国家发展和企业的贡献，教育、产业、政府三者协同合作。对此，杨卫表示，相关部门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大学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通过各种途径，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达到多方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