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良说校训：回归人才培养的常识

　　 高等教育改革中，如何把立德树人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唯博学方可笃志，唯切问方可近思，让学生们博览群书，让他们在反思和交流中把握关于做人的基本道理，才是人才培养之道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条古训，既是复旦大学的校训，也是历代中国学人最基本的常识。常识永远不会过时，重复万遍也不嫌多。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从复旦校训中抽出“学”和“志”两个字与青年人分享：要学怎么样去问问题，才是真正的学问；要对“志”做深刻的考虑。志是什么？心之所向在哪儿？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在人心灵成长的不同阶段，要读不同的原典，这就是“博学”。所谓“博学”，除了对待“读书”的态度，还有“做人”的指向。不少有识之士常有一种担心，唯恐我们培养出来的，是一群有知识但是没有文化的人。知识和文化是两个范畴。当今世界，我们已然拥有了大量自然科学知识。不少科学工作者的知识面也相当宽阔，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但是文化呢？或许在人类文明创造过程中关于科学的文化部分，他们有所掌握，但其它的呢？恐怕结果并不理想。

　　要为心灵和精神而阅读，在阅读中生活，正是“笃志”的意思。一个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尤其是在心智不同的成长阶段，须阅读不同的经典，尤其是原典。人类创造的整个文明和知识系统，直观起来体量庞大，实际上还是非常有限。如果一个读书人、一个科学工作者、一个知识分子，知道了自己钻研的这份典籍、这个学科、这类知识在人类整个知识系统中的地位，以及与其它分支纷繁复杂的相互联系的话，那么无论是从事研究，还是表达观点，境界上就会有所提高，进而可以破除一些盲目的崇拜，坚定自己的志向。

　　读书要细，需进行文本之精读，此为“切问”。对于人类文明的经典也好，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本也好，要有所领悟，入门要径就是深深吃透它。对文明原典，心存敬畏的首要表现就在于细读，只有清楚来龙和去脉，才谈得上“批判性的思维”。

　　知识分子应当心怀隐忧，对问题要有独立的思考，即是“近思”。由于体悟到了经典中的复杂思维和深远关怀，他们总会对自己身为共同体的一分子充满自觉，对人类社会、对身处的这个世界的前途，也有着不可抑制的担心和警惕：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甚至我们的人类文明，会不会走到一条歪路上去？这就是“切问”，这样的隐忧，就相当于古人说的“常怀天下之忧”。

　　当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改革的路怎么走？我们或许可以从复旦校训这句“学人的常识”中得到启发：别谈太高的道理，回归教育的常识——人才培养。高等教育改革中，如何把立德树人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我们或许可以从复旦校训的“书写方法”中汲取养分。复旦大学创办人之一、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先生在题写复旦校训时，直接采用《论语》中句“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博学、笃志、切问、近思这四个词以“而”字相接，其中一层用意，或许是想告诉人们，唯博学方可笃志，唯切问方可近思。也就是说，让学生们博览群书，让他们在反思和交流中把握关于做人的基本道理，是为人才培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