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大会三项焦点悬而未决应对气候变化亟需行动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反映了全人类对于强化减排、控制气温上升、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共识。然而，由于这项会议遵循“协商一致”的议事原则，许多重要议题一直久拖未决。

　　12月2日-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第25次缔约方大会（COP25），暨《京都议定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MP15）及《巴黎协议》第2次缔约方大会（CMA2）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

　　参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告诉《中国科学报》，本次会议的三项焦点议题，即《巴黎协定》下的“市场和非市场机制”及长期气候资金等问题，依然未得到最终落实；而损失与损害华沙国际机制虽然通过了相关决议，但对该机制的治理归属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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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焦点依然悬而未决

　　 巢清尘介绍，本次会议关于《巴黎协定》第六条“市场机制”的谈判依然未能达成一致。各方在避免对碳交易额度进行“双重计算”（Double Counting），即国际转让的减排成果（ITMO）同时被买卖双方用于实现国家自主贡献（NDC）减排承诺等方面存在分歧。

　　同时，一些国家希望用他们在《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下在2020年前实现的减排量抵减《巴黎协定》中的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

　　参会的绿色和平资深政策顾问李硕说：“全球市场机制的建立需要考虑环境效益，否则碳市场规则就会漏洞百出。各国需要在谈判中平衡多方利益，寻求解决方案，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关于损失与损害华沙国际机制，巢清尘说：“有关损失与损害资金问题,大会决定只是强调了‘敦促’扩大对特别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但并未说明应该发达国家是出资方。”

　　对于该机制是属于“《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下还是也应该属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下并未达成一致。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排放国的美国已经确定退出《巴黎协定》，意味着如果仅属于“《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下，美国将免于为此承担相应义务，也为有效落实损失和损害机制的前景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

　　 “此外，对于补偿的长期融资支持尚没有定论。” 巢清尘说，“争议主要集中在筹资方式和资金规模。”

　　巢清尘介绍，根据《巴黎协定》，发达国家提供的长期补偿资金应在2020年前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规模，并在2025年后继续增加。然而，对于该笔融资，很多发达国家存在“贴标签”的情况，不符合额外的、新增的资金要求。

　　此外，发达国家更强调以公共资金来撬动市场融资，这意味着长期资金支持的稳定性难有保障。

　　也有发达国家认为要以动态的眼光来看待该问题，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在减排和出资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对此，巢清尘认为，首先发达国家应正视自身工业排放导致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并且，发达国家应检查是否完成了在《京都议定书》下做出的应在2020年前实现的减排承诺。

　　此外，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考虑，中方将积极在国情发展能力下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本着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引领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5度还是2度

　　本次大会1号决议（《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第八条指出：“（大会）再次强调并严重关切，各缔约方对于削减2020年前全球年温室气体排放所做的所有努力，与控制全球平均温升在较工业化水平升温2°C以内以及力争控制温升1.5°C以内相应的累积排放路径之间的巨大差距。”

　　数据显示，相对于2000年的海平面，在2°C温升情景下到2100年海平面将上升50厘米，在1.5°C温升情景下海平面升幅会低10厘米，上升速率也比2°C温升情景下低30%。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受全球变暖威胁最大的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力推1.5°C的温控目标。

　　巢清尘告诉《中国科学报》，选择温升目标应在可行性和急迫性中取得平衡，贸然推行过于有挑战性的目标会导致实现过程出现巨大困难。

　　在大会既定的控制温升2°C以内的目标下，全球需要在2050年实现比2005年排放量低50%-70%，并在2100年实现近零排放。而在1.5°C的目标下，全球需要在2050年就实现近零排放，近零排放意味着需要大规模实施生物质能和CCS（碳捕获、封存技术），此措施下可能需要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开发生物质能源，而这将势必影响到全球粮食供给的稳定性。

　　 多元的国际气候治理结构

　　2019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这意味着美国在多边环境基金的资金支持和援助政策等方面的国际参与度将大打折扣。

　　但是，巢清尘认为，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趋势看，美国的退出不会根本逆转全球气候治理的大方向。

　　首先，“在美国，低碳发展受到了大量城市和企业界支持。”巢清尘认为，由于美国政治存在“三权分立”以及联邦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低碳发展在美国许多地方和利益群体中仍存在广泛的民意基础。

　　而且，美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有既定的朝向“低碳”和气候适应的轨道，在许多领域已经朝新能源技术转型，因此即便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也不意味着美国要走高排放的老路。

　　同时，欧盟在气候变化治理方面依然表现积极，未受到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影响。巢清尘认为，欧洲的气候主要受北大西洋环流影响，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很敏感。而且，许多欧盟国家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发达，推广低碳经济有利于增加其环境友好型技术出口。此外，低碳发展是一项全球性共识，欧盟也希望在全球气候治理事务上提升领导力，掌握话语权。

　　据巢清尘介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排放国，中国在满足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能源结构转型的内在需求。碳排放仍将有所上升，但增速已明显放缓，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

　　11月27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发布会上表示，2018年中国全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5.8%，已经提前达到了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

　　巢清尘介绍，未来中国除了进一步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还正在考虑制订《2050中长期低碳发展规划》。

　　同时，在国际气候治理的舞台上，中国也在积极参与，为建设美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近年的发展使之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桥梁，一定程度上赋予中国更大的影响力。利用好自身桥梁的角色，是中国帮助各方找到解决方案、起到引领气候变化多边进程角色的关键。” 李硕说。“我们希望中国能够从中间立场向更加富有雄心的立场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