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大学生校际转学”别重蹈覆辙

　　《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公布。在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中，北京市提出“探索建立高等学校学生校际转学制度”，格外引人注目。

　　被一所大学录取，不管你对大学有多不满，对其教育教学有多不适应，摆在眼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选择退学重新高考，要么就忍到大学毕业。虽然有关规定也允许在校学生转学，但要走通这条道路，难于上青天。

　　“校际转学制度”令人期待，但在笔者看来，如果这一制度依旧基于计划思路构建，将难有多大效果。

　　上海于2000年就尝试通过“上海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招生考试”，让一些学生“制度化”地转学，一些在高考中因几分之差未能进名校的学生，可在一年大学学习之后，报名参加“插班生”考试，有机会进入自己心仪的学校。“插班生”制度推出的第一年，有复旦、上海交大、同济等7所高校参加，但后来，上海交大、同济、复旦相继退出。

　　“插班生”制度的式微，其实是在意料之中。其一，名额有限，竞争激烈，要转学的学生，在大一须以备战高考的劲头参考；其二，高校积极性不高，为了招几十名“插班生”要付出招生成本不说，招来的学生，素质并没意料中高，而且存在管理难题；其三，平行志愿推行之后，高分落榜的可能性减少，因此，插班生政策推出之初的让高分落榜学生从一般校转到名校，已意义不大。

　　这样的“插班生制度”，不过是次小规模高考，让“大一”成为“高四”。计划、报名、录取，与高考几乎完全一样。北京“校际转学制度”如果仍按此思路，将难长久。

　　真正有利于考生选择大学，同时促进大学竞争的“校际转学制度”，当属自由转学制度，即在读学生，如果对本校专业不满、教育教学质量不满、不适应校园氛围，可自由申请转到另一所学校，另一所学校可结合申请者的大学表现、申请意愿、面试考察，接受申请。学生和学校是双向自由选择。这样的转学制度，在国外大学中普遍存在，甚至在美国大学，新生留校率是评价大学办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标准，大学新生求学一年之后选择留下继续读书的比例越高，表明这所学校的教育质量越高。如果没有允许学生自由转学的制度，何来这项指标呢？

　　而与这项制度相对应的，必须是高校的自主申请入学制度，即高校有招生自主权，接受考生的自由申请，将结合考生的统一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过去学业表现、大学的面试考察，录取学生。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转学者，是必须通过某种统一考试的。

　　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看，自由申请入学制度与自由转学制度，成就了考生对大学的自主选择，也成就了大学之间的自由竞争。在此基础上，也才诞生了世界一流学校。因此，我国大学要探索校际转学制度，应当基于扩大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和促进高校的竞争，而不是嫁接在高考制度上，变为点缀。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