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锋：“重科学轻技术”的科研文化亟待转变

　　首先，笔者要明确说明的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条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工程技术人员不能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获得资助。但是，为什么有的网民会对工程技术人员获得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产生困惑和不解呢？这得从我们的科研文化说起。

　　《孟子》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说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受人统治。在我们的科研工作中，普遍存在“重科学轻技术”的现象。例如，在科研单位里，“劳心”的科研人员的地位和待遇一般处在首位，而“劳力”的技术人员往往做的是支撑和服务工作，即一切都是为了科研人员有更好的科研产出。换句话来讲，科研人员指挥着技术人员做实验等“直活”。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文首的那位网民发出的牢骚，这是目前的科研文化使然。还有，我们经常听到某科研“大牛”再三荣膺某大奖，而从没有或者很少听说哪个搞技术支撑的人获得了某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技术人员即使一辈子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也无缘某科研奖项，因为到头来名分都算到了指挥其做实验的科研人员身上，技术人员实在的科研贡献往往被代表或者取代了，这实际上是弱者的牺牲。

　　长期以来，这种“自上而下”的“重科学轻技术”科研文化造成我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极不平衡。首先，这种文化造成科技发展的“短板效应”，并由此产生“搞科研的不管技术，搞技术的不管科研”的普遍现象。2010年，我国科技论文被SCI数据库收录近13万篇，位居世界第二，我国被称为“SCI制造大国”，但是被引用次数排名却仅列第八位，SCI数量如此之多，被引次数却并不与之对等，这不得不让人深思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有多少原创性的科研成果被人认同和利用？其实细细琢磨起来，我们却不难发现身边有很多科研仪器和药品其实都是直接从国外进口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科研想法要借助于别人的科研平台才能实现，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科研水平还远远不及欧美等发达国家。

　　其次，这种科研文化使得我国自主研发仪器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国外发达国家。在大部分科研项目经费中，有相当部分的经费是用来购买实验仪器和试剂等。事实上，有些科研仪器科研人员亲手制作起来并不困难，但是在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中，科研人员徒手制作一个实验仪器的价值远不如写出一篇高水平的SCI意义深远。因此，为了省时省力，科研人员就开始买，而且为了仪器和药品性能，还专挑国外进口的，很少或者从不考虑到经费问题，反正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由此产生了对这些公司的长期依赖心理。这样以来，我国每年有大量的科研经费流入国外的仪器或试剂公司，实际上是拿国人的纳税钱养活了这批人。

　　最后，“重科学轻技术”科研文化使得搞技术人的工作积极性并不高，人力资源经常流失。因为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地位和待遇等存在差异，例如，科研单位里研究员比高级工程师高一级，一般走工程技术系列的人，很多走到高级工程师就到了头，因为高级工程师晋升为教授级高工的难度要比副研晋升为研究员的难度大得多。很多高级工程师后续晋升无望，就会得过且过，丧失动力，因为所有的福利都和职称挂钩，因福利分配中的不利而使技术人员对此产生了排斥心理。

　　事实上，科学和技术好比是一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孪生兄弟，科学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技术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实践，两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技术推动科学的进步，科学促进新技术的诞生。就拿198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电子显微镜来说吧：电子显微镜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的诞生引起了人类的一次视觉革命，它将人类的视野拓展到精细的微观世界，在植物形态学研究领域，如果没有电子显微镜，我们可能到现在还无法认识植物器官的形态发生过程，而正是这样的新技术诞生却大大地促进了科学的进步。

　　然而，国外大多数国家却并不存在“重科学轻技术”的科研文化。例如加拿大汤普生河大学评年终奖的时候，受到奖励的不仅只有搞科研教学的职工，搞技术支撑和管理的人可以受到同样的奖励和认同。前不久，一位去过瑞典的朋友回来告诉笔者，瑞典的管道修理工穿上工作制服显得非常神气，管道修理工很自豪地对朋友说：“我是管道修理工！”修理工的社会尊重感和认同感溢于言表。然而在现阶段，我们却很难想象将一位研究员和一位实验室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相提并论。

　　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但是我们的科研文化（例如职称评定体系）却造成了对工程技术人员的歧视。没有工程师协助的科学研究可能仅仅是一个科研想法而已得不到实现，同样，没有科研人员的需求，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目的性将不明确。但是，我们的科研文化对待工程技术人员的态度恰恰是把他们当做“匠人”来看待，就好比做家具那样，给你钱就一定要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