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凡：逆境不是自暴自弃的理由

　　著名生物学家王小凡说自己最感谢的人是邓小平。如果没有这位伟人，他都无法想象如今的自己能否坐在美国杜克大学的实验室里，拿着仪器安心地做着生物实验，成为该校的终身教授，并成为生物化学领域主要学术杂志《生物化学期刊》的第一位亚裔副主编。

　　几乎和邓小平有关的“好政策”，王小凡都赶上了：“文革”后恢复高考，干了8年工匠的他成为78届大学生;改革开放后第一拨留学潮，高考英语成绩仅有“9分”底子的他在首届“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中取得第一名的成绩并冲出国门。

　　正如王小凡自己所说的：“就是那句俗得不能再俗的‘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我身上真的很适用。”

　　基本功练扎实了，什么场合都用得上

　　上世纪70年代，王小凡跟着母亲从乌鲁木齐搬到了河南的山沟里，“去支援三线建设”。一到当地，母亲就因为“历史问题”被关了起来。

　　王小凡与70多岁的老奶奶和妹妹住在农村一家人的厨房里，每天吃顿饭都要去两里地外打饭。在本该读书的年龄，王小凡 却“被放养了”。组织直接把他送到工厂里，小学还没毕业的王小凡就成了一名工人。

　　谁都没料到的是，这个对当时大环境浑然不知的小男孩，竟爱上了这片“充满机械和物理”的天地——

　　做工时，需要做齿轮，齿轮的齿数是由齿轮毛坯和刀具转数之比决定的，“是用55个齿，还是56个齿的挂轮呢?”对王小凡这个连“3/4+1/2的通分约分、提取公因数”都没学过的小学生来说，“完全搞不懂”。他回家翻出了几本小学六年级和初中的数学课本，开始自学。

　　偶尔，王小凡会向一些“上过高中”的老师傅请教，但都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看到初中的三角函数，觉得很有意思，就去学，遇到不会的，就去问，老师傅解答不了的，自己再钻研。”

　　那个阶段的学习并无系统性可言，“只是有些底子”。

　　直到1977年夏天，从北京出差回来的母亲带来了“听说高考要恢复”的消息，“一直对知识充满热情”的王小凡“要准备了”。

　　“机会”只留给他四五个月的时间。当时，他只对数学有信心，物理、化学则没任何理论基础，更不用说连单词都没见过的英语了。第一次高考成绩不理想，他继续准备参加1978年夏天的高考。

　　白天，在工厂担任班长的王小凡，因为要把更多的精力用来“管杂七杂八的事”，就只好把路上的时间挤出来，“从家到工厂15分钟路程，把化学看完了”。最后，这门在许多孩子看来很难但在王小凡眼中就是“条件、反应和公式”的课程，以88分的高分“说再见了”。

　　385分。到现在，王小凡还记得那一年的高考成绩。已经升做三级工的王小凡是拿着每月56元的薪水去上大学的。

　　就像他所说的，之所以去自学，并非“不想干工人”，反而是想把工人干好，“最开始就是单纯地想把制造齿轮当中的数学问题解决好”。

　　“谁能想到未来政策是什么走向，但眼前能做的一定要做好。”这和当下不少年轻人遇到的困惑类似。王小凡经常和自己的研究生说，“很难判断未来市场上最火的专业是什么，但你们在大学时可以去把口语表达、写作表达和做研究的基本功给练扎实了，这些到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能用得着。”

　　太功利地考虑未来，做事会打折扣

　　回望这段经历，王小凡并不觉得“浪费”：成长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逆境，但要记住一条原则就是不能“自暴自弃，傻愣着，啥都不干”。

　　王小凡记得，上小学时，班上排练一个“三句半”的节目，一登台，前面三句都很顺畅，轮到最后时，观众只能听见一声“锣声”，却听不到半句。而承担这半句任务的就是“紧张到说不出话来”的王小凡。

　　8年的工厂生涯，让王小凡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最初的缘起，还是为了“当个好工人”，“因为你被表彰时，需要代表优秀工人去讲话，要在公开场合讲话，就要练习。”王小凡说。

　　再后来，王小凡考入武汉大学，成了该校学生会副主席。那时的他，也再不用去考虑公开场合说话的问题了。

　　当然，王小凡的成长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

　　带着“9分”的高考英语成绩初到武汉大学，第一堂英语课，老师就来了个下马威——听写，王小凡一下子就“晕”了，“一句都听不懂”。

　　后来，他才知道，他们班上有8个人英语及格，最高的80多分。王小凡被分到了英语慢班。他每天早起，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上背起英文单词。每到假期，这个嗜书如命的小伙子，忍痛暂别和生命科学相关的书籍，捧起英文原著，“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把成绩补上来。”

　　1981年夏天，他提前半年与77级学生一起参加研究生考试，以北京地区所有参加考试的两万多考生中总成绩第一名考取了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生，之后被推荐参加了首届CUSBEA考试，又以第一名成绩赴美学习。

　　王小凡清晰地记得，那年的中国科学院全国研究生考试，他的六门考试平均分是90.5分，值得一提的是政治考试，“不少人都押错了题，没考及格”，而作为学校学生会分管学习的副主席，王小凡自是沾了不少平时学习时政的光。

　　“每一分准备和经历，都用上了!”王小凡说：“这是运气，但更是不唯运气的努力，把当下的每一步都走好，踏踏实实的。”

　　他说，如果功利性地考虑太多未来的事情，就会和自己“玩游戏”，做一些事情时就会打折扣。就像他自己，如果当年在学校时打了学生工作的折扣，政治课考试还会及格吗?如果打了背英语的折扣，一次两次懒得早起，英语还能考高分吗?

　　要当科学家，好奇心是首要条件

　　不过，像王小凡所说的不少“准备”，其实大多都源自内在的兴趣。

　　以地理为例。兴趣的缘起王小凡已经记不清了，但他记得的是，小时候去乌鲁木齐一位长辈家里，看到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从未见过“这般轮廓”的他一下子兴奋了，踩着椅子，爬上桌子就去看地图，结果不小心踢碎了长辈家的茶壶。

　　近十年过后，当积攒了很多地理知识的王小凡来到工厂后，工友们送给他一个“百事通”的称号。

　　那时，工友们休息时常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拿着新华字典翻到最后几页，考王小凡“某个国家的首都是哪个?”“某个国家的总统是谁?”这些都考不倒他。

　　“要当科学家，好奇心是首要条件。”王小凡一直对自己的学生这么讲，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尽管，在那个“最该读书的年龄”，他干起了工人的职业，却没有落下读书这件事。小时候的王小凡嗜书如命，以至于母亲都管他叫“书呆子”。

　　他还记得，有许多次，他为了避开母亲，自己躲到厕所里看书，没想到被母亲发现，还用关灯吓他出来，“再不出来我就把灯给你拉了。”

　　当时，他读了很多有关历史、科学方面的书籍。用他的话说，“小时候读《十万个为什么》都读破了，《东周列国志》也都读散架了。”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王小凡自视对埃及“懂得不多”，有次看到儿子的高中历史教科书，里面涉及埃及，他便饶有兴致地读了起来。

　　“如果你要想做一个学者，你需要知识渊博，懂很多事情，同时还有一个善于分析思辨的头脑。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在专业以外，不要只对体育感兴趣。看书的话也不要只是看看小说，这些对拓宽知识面帮助不大。政治、经济、法律也应该懂一些。”王小凡说。

　　当然，王小凡并不会用这些“条条框框”去限制学生和自己的孩子。

　　“我儿子就不适合做科学家。”自从发现“孩子去动物园，面对可爱的小动物心不在焉”后，王小凡就断定孩子的好奇心不重，不适合做这一行，“你看，我小时候看到动物就向前凑，生怕看不清楚。”

　　“每个人都要去了解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其实，作为家长，最需要帮助孩子做的也是去发现他自己。” 王小凡说，“对于个人，发现自己是一个过程，并非坐着空想自己适合干什么，而要在做事的过程中去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