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局法院为何“眷顾”垃圾焚烧厂

　　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都有在良好环境下生活的权利，这是人类生存权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发展权的必要条件。但很多时候，当公民面临切身环境权受损时，却常常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例如朝阳区居民赵蕾和杨女士，二人针对同一个对象――高安屯医疗垃圾焚烧厂而打的两场官司，一审都以败诉告终，为公民环境维权平添了几丝悲凉。

　　今日中国公民对于环境权益的认知，虽然还比不上西方国家先进，但也早不是当初片面追求发展背景下的“短见”。尤其是近年来，类似厦门“PX项目”事件和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都折射出公民维护环境权益的蓬勃生机，同时也隐含着地方政府遵从民意、寻求善治的良好意愿。但这样的范例并非总能被复制。再富有活力的公民行动，只有建立在政府持之以恒的执法和司法没有偏私的矫正基石上，才能实现环境正义的目的。

　　遗憾的是，公民环境维权的最大困境，恰缘于政府执法的偏私以及司法矫正的无力。以此次高安屯医疗垃圾焚烧厂为例，根据国务院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的经营单位，应当领取有效期为5年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而这个焚烧厂却是靠着环保局连续9次颁发的有效期为半年的“临时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开工，如此变相违法审批很难说是环保部门的一时“疏忽”。对于杨女士提出的有关信息公开申请，环保局则因“焚烧厂因设备测试，各项数据不稳定，不具备监测条件”，所以没有要求其提供监测数据，言语之间执法部门与被监管对象“情同一家”，个中利益纠葛着实叫人猜不透。只是照此逻辑，大概所有的环保部门都可以推卸掉此项职责了。

　　如果说执法部门难以为公民“运送”环境正义的话，那么履行正义矫正职能的司法机关，就应当担当起“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重任。遗憾的是，在这两场官司中，司法机关都表现出近乎一致的态度：在赵蕾的诉讼中，法院的判决让我们明白：垃圾厂周边居民负有“容忍义务”，这意味着住在垃圾厂周边的公民，将无法获得环境权的眷顾；而在杨女士的诉讼中，法院更是以“距离大于800米”的单一性条款，抵消掉原告针对环保局信息不公开的所有关键性诉求，堪称四两拨千斤。

　　环境权在公民权利谱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公民对自身周围环境的体察与关注，将污染环境者诉诸法律，成为现代公民展现主体精神的重要行动。只是面对备受争议的垃圾焚烧，一如既往的执法疲软，秉承地方保护的司法失职，再蓬勃的公民行动也难不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