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时评：大城市病源于资源匹配不平衡

　　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预计将达55%。中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甚至突发自然灾害也会导致城市不堪一击……各类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们的城市一边在成长，一边在生病。

　　一些专家指出，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向城市快速集中，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越来越不堪重负。当人们逃离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生活的时候，实际上也把大城市的压力转移到了中小城市。对此，不少部门和专家已经表示，要警惕二三线城市患“大城市病”。

　　在近期召开的各地“两会”上，北京市政府明确表示要“切实把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上海市政府也提出，要通过采取综合措施，“严格控制人口规模”。

　　北京、上海作为全国特大型城市的代表，最先并且最大程度地遭遇人口、资源、环境矛盾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如果处理不当，不仅大城市本身发展前景疑云重重，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于，大规模人口全面发展所必经的城市化路径，有可能因为示范不当而整体呈现方向性偏差。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处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口，主要体现在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依然极为迅猛地由邻近中小城市迅速转向大城市与特大型城市。其结果，喜的方面是，曾经长期人为制造身份割裂的城乡户籍分立制度，在全国多数地区基本已不再构成挑战性的课题;而忧的方面是，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人口总量和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大城市病”乃至“拉美陷阱”的潜在可能性，迫使相关城市政府人口管理首鼠两端。

　　以户籍为基础的行政管控手段，很难扭转“大城市病”不断加剧的总体趋向：其一，就人口总量维度来看，人口加速向大城市单向度流动，不仅合乎个体理性，而且也是劳动力与资本优化配置规律使然。其二，就人口结构维度来看，因为户籍壁垒对于竞争性不强的低端就业岗位影响相对较小，真正受到干扰的，反而集中在需要较高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高收入行业。

　　这要求决策者必须意识到，“大城市病”的根子在中小城市，因为大量人口的跨地区流动，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小城市就业机会不足，且公共服务水平低下。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靠中小城市加快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还要依靠中央主导下的地方均衡发展战略有效引导，以及大城市地方政府以开放的心态，通过更大力度的“引进来”、“放出去”，更好地发挥龙头带动及辐射、反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