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大草原上的“火种”

  “他们骑着马到我们寺院里，住了大概一个月，每天背着一个大箱子到沼泽湿地里去做实验。他们就是兰州大学的（教授）。”2020年8月，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马妙君在甘南科考时，偶遇一位僧人说起30年前遇到兰大科研人员的事。僧人会的汉语不多，但却将“兰州大学”几个字深深印在了脑海里。

僧人所说的正是兰大老一辈生态学家陈庆诚、张鹏云、彭泽祥、赵松龄、王刚等人。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就开始在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寒草甸、沼泽湿地开展科研工作。

1992年，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杜国祯组织建立“甘南草原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甘南站）。发展至今，它已成为占地面积133公顷，集科学研究、教学实习、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推广服务为一体的实践基地。

近日，兰州大学甘南站和“甘肃庆阳草地农业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简称庆阳站）”获批建设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抓住本质问题，稳扎稳打地往前走。”正如杜国祯所期待的那样，这个甘南大草原上的“火种”正在以“燎原”之势燃起。

到草原去

2004年6月，即将本科毕业的马妙君第一次来到了甘南站做实验。

路上，师兄说：“甘南草原就像Windows XP 的桌面一样，蓝天、白云、绿草，特别漂亮。”然而，见到美景的欣喜不到一天就被打破。在经历了荒郊野外遭遇暴雨却无处躲藏而浑身湿透的狼狈之后，马妙君感到生态学和之前理解的“好像还不太一样，梦想被浇灭了的感觉”。而这样的经历对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甘南草原上做研究的导师杜国祯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

1992年博士毕业后，杜国祯留校任教。他萌生了建立野外实验台站来支撑在甘南草原继续开展工作的想法，“甘南重大的生态意义和独特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是兰州大学生态学应该抓住的优势资源”。

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黄河流经这里形成了黄河第一道湾，在玛曲形成了我国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使甘南草原成为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高寒草甸的面积占到青藏高原的49%，被誉为亚洲最好的牧场。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个地方都是生态学研究应该坚守住的阵地。”抱着这样的想法，团队围绕该区域进行了大量的高寒草甸和沼泽湿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和恢复机理研究。在团队的保护、修复、研究下，该区域高寒草甸和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得到恢复，水源涵养功能大幅提升，对玛曲的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坎坷建站

从兰州到甘南州玛曲县有400多公里，对现在的马妙君而言交通已不是大问题，“自己开车或租车半天时间就到了，再到玛曲实验站的话当天也能到”。

而在1992年杜国祯建站初期，路程远且交通不便就是横亘在他面前的首个问题。“从兰州坐一整天班车到合作，再坐一整天班车到玛曲，从玛曲往乡上或实验场地走就没有班车了。起初几年是骑马，得走两天。后来自己联系当地单位的车，一般要等个三五天；运气好的时候碰上个兰驼拖拉机，给司机付点酬金就把我们带下去了。”

住宿同样是问题。从最开始租牧民的冬窝子、自己搭土棚子、搭帐篷，喝的是山泉水，照明是太阳能电池板发的电，到现在拥有自己的房屋，杜国祯一点点地让所有问题都变得不是问题。

相比生活条件保障上的坎坷，经费的短缺是甘南站发展的最大制约。“建站初期最大的经费支出就是给实验场地修围墙，没有围墙的话种的草很容易就被牲畜破坏掉，钱主要花在这上面。再就是买些简单的工具，例如天平、卷尺、纸笔等。”杜国祯说。

刚开始站里的运行经费要么靠杜国祯自己垫钱，要么用其他科研项目的经费，到后来渐渐获得了学校的经费支持，这才使甘南站的生活设施、实验条件等有了大的改观。目前，甘南站已经拥有总建筑面积1720平方米、生活设施齐全、可满足一百余人长期住宿需求的房屋，拥有价值2000多万元的监测草甸和湿地的仪器设备。

接力守望

慈祥、严厉、简单，这是马妙君眼中的杜国祯。而最让马妙君受益的，还是“杜老师那种坚持不懈、以身作则的劲头和精神在我们团队、台站得以长期传承下来，这也是台站发展至今的最大源泉”。

从建站之初每年常住大约半年时间，到后来随着工作越来越繁忙、每年待两三个月，杜国祯始终没有离开甘南草原这个工作平台。

2014年至2016年青藏科考，时年已近60岁的杜国祯坚持带着学生们奔波在青藏高原上，每天早上五六点出发、晚上八九点回来，再整理样本到半夜，中午就在草原上喝矿泉水，吃白饼、榨菜。

在杜国祯的示范带动下，从过去到现在，学生们在接到考察任务后总是毫不犹豫地外出。“学生看老师也是这样做的，就没有怨言了。师弟、师妹看师兄、师姐是这样做的，也就不觉得委屈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因为吃不了苦而放弃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