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迪：静下心坚持跨学科发展

　　高分子材料是由相对分子质量较高的化学分子构成的材料，包括橡胶、塑料、纤维、涂料、胶粘剂和高分子基复合材料。其独特的结构和易改性、易加工的特点，使得高分子材料具有其他材料不可比拟、不可取代的优异性能，从而广泛地被用于科学技术、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并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不可缺少的材料。现代工程技术的发展，则向高分子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断推动了高分子材料向高性能化、功能化和生物化方向发展，以制造出更多性能优异的新型高分子材料。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阿克隆大学高分子科学和工程学院院长程正迪教授认为高分子材料研究的出路和希望在于打破界限、淡化学科划分，进行跨学科的发展和研究。

　　“中国的高分子材料科研近年来突飞猛进发展很快，但也遇到了瓶颈出现了问题，这里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是越过瓶颈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拒绝浮躁，静下心来多读书、多积累、多做实验。”程正迪面对记者的独家专访，说出了自己对中国高分子学科发展的看法和建议。

　　高分子材料新方向：跨学科发展

　　程正迪介绍说，近年来国内外高分子材料领域都比较沉闷，学者们都有找不到新的切入点的感觉。大家都在思索，高分子作为一个学科，究竟还有没有生命力?一般来说，一个学科要发展，必须要有它的前瞻性、包容性和应用性。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高分子做为一个科学分支，究竟有没有新的激动人心的科学和发现;在于高分子做为一类材料，究竟有没有在新一代的技术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他看来，高分子学科和材料的新出路，就是坚持跨学科发展和交叉学科的研究

　　“今天的大多数科研成果都是多学科合作的结果。所以现在应该是淡化学科划分，鼓励交叉学科发展的时候了。学科的诞生和成长和人的生命是一样的。每一个学科有它的诞生、成长、成熟，也不可避免地要被其他新的学科取代。这些新的学科在本质上一定是旧学科的交叉，所以新的学科一定有更强的生命力，更有效地指导新科学和新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程正迪说。他认为，高分子作为一个学科是有生命力的，这是因为这个学科的跨学科性。这表现为在高分子领域中的化学方法的多样性，物理概念的互补性，和工程加工的多尺度性。

　　三个“静下心”做好科研工作

　　中国的高分子科研在半个世纪以前是和世界隔绝的，经过这四五十年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已经和世界接轨。总体来讲，中国高分子学和和材料领域突飞猛进发展很快，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程正迪认为学者们跟随别人方向的多，开创自己方向的少。这样只能让中国变成一个高分子材料的大国，而不能变成一个强国。

　　“很少有高分子的重大课题是中国人自己提出来的，我们这些年从低水平的重复变成了高水平的重复。但重复是没有革命性意义的，在科学上不认‘老二’只认‘老大’。”程正迪说。

　　程正迪认为，要真正在高分子领域从一个跟随者变成一个领路者，走自己的路，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这个转变是要有条件的。我们必须要做到三个“静下心”。一是必须要作跨领域跨学科的科研。传统的科学未来发展的余地将越来越小，更多的是跨学科的领域。只有静下心来多读书，才能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面而达到学科交叉;二是对跨学科的研究课题要有非常强的敏感性，要抓住学术问题上瞬间的灵感和火花。只有静下心来多积累，才能使自己的知识不断升华而融会贯通;三是定下课题之后，要保证课题是能够做下去并且做成功的，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经得起考验。只有静下心来多做实验多思考，才能使自己保持对科学的直觉和解决难题的能力。

　　“现在中国有些教授才三十多岁就两个手插在裤兜里不做实验了，不做实验会对科学失去自己的感觉。我今年已经六十岁了，自己有时还做实验，因为实验使我对科学更加接近，更加有接触，才会有灵感。”程正迪认为只有静下心来做到了这三件事，才是一个真正的教授，才能搞好中国的高分子材料科研。

　　科研“海归”要适应中国的土壤

　　近年来，大量海外科研人才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回国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但是很多原本踌躇满志的“海归”却发现自己“水土不服”：接受了多年国外教育、学术体制的灌输，回国后对体制和文化差异感到不适应，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

　　程正迪建议“海归”们要从中国的体制内部慢慢摸索。首先要坚持一心一意做学问的精神，其次要讲究方式方法，要学会融入大家，慢慢让大家接受自己的方式和看法。不要一味的心急和看不惯，抱怨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要学会想办法和大家一起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程正迪坦言目前中国教育和学术体制问题还很多。“对教授水平的全面评价，对教学、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对年轻学者的积极扶持，对新科研方向的热情鼓励，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不要挫伤青年人的积极性，这会影响到下一代人学术和科研的进步。在国内，由于大环境的影响，一些人有单纯追求金钱和地位的坏习惯。这在教学和科研中是万万要不得的。铜臭味太重，只能对教学和科研起腐蚀作用。”他说，“从长远上看我对中国的发展很乐观，但从近阶段讲，我觉得我们要有危机感。特别是在教育体制上、科研和学术方向上一定要有危机感。尽管很多问题都急待解决，但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