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谈制关键在重置环保话语权

　　目前来看，有关环境问题的话语权格局，其实也在“悄然变化”。如果更多话语权集中到有协调能力、有大局意识的部门和机构，解决问题的统筹面会更广、手段也会更多。

　　衡阳、六盘水、安阳、昆明、沈阳、临沂……这些分布在中国东西南北的城市，进入了同一份名单。环保部全面推行“督政”措施一年时间，全国已有20个这样的地级以上城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被约谈。

　　关于环保部的约谈，前段时间进入公众视野的，是发生在山东临沂的一起环保风波。因为该市市长被约谈，所以关停了一批企业，有媒体报道称“造成6万人失业”。虽然经官方证伪，并披露完成整改的企业已达31家，但“约谈”的威力之大，倒也让公众和社会有了一个更直观的印象。

　　环保部全面督政能显出效果，缘于对地方形成的“双重压力”。环境问题有很强的专业性，无论是地方的环保状况，还是其中的深层问题，环保部显然都很熟悉。这样的“专业性”，对于地方而言无疑有一种没有借口可找的“专业压力”。从程序上看，按照相关规定，约谈内容要印发、约谈事项要回应、约谈提出的问题要限时整改，这也形成了一种“制度压力”。更何况，还有问题曝光、约谈对象姓名曝光这样的“关键一招”。

　　从政府运行的角度看，这样的约谈是对传统科层制的一个补充。“层层传导压力”，在环境这种“隐性政绩”上，压力难免会消减。虽然舆论认为环保部的垂直管理在“悄然启动”，但在目前情况下，地方环保部门的工作困境，恐怕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环保部“一竿子插到底”，直接约谈地方政府“一把手”，显然是抓住了“牛鼻子”。

　　环境问题，其实不是能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想不想解决的问题。当然，环境问题也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有一个更大层面上的统筹协调问题。这两点共同指向的是环境保护问题上的“话语权分配”。如果地方说了算，恐怕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下、在发展锦标赛的格局之下，环境问题难有突破;如果更多话语权集中到有协调能力、有大局意识的部门和机构，解决问题的统筹面会更广、手段也会更多。

　　目前来看，有关环境问题的话语权格局，其实也在“悄然变化”。约谈只是向地方传递压力的手段之一。今年7月，中央深改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环保的文件，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要求，建立环保督查机制的举措，其实都是要加强环境保护上更为集中的“话语权”。

　　从这个角度看，环保约谈机制的启示，不仅仅是在环境问题上。从更大层面上看，这体现着改革的耦合性、协调性问题。当前，不管是环境问题、经济问题还是其他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很多都不是局部性的，也不可能局限在一定区域内就能解决。对于这些问题，重整权力运行流程、改变权力配置比例，或能产生更好效果，而这可能也是改革的要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