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我国粮食增产的空间在哪里

我国是世界上粮食发展最快的国家，然而，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呈现下降趋势，尽管去年有所回升，但依然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粮食产量下降？农民们将优良种子、化肥、农膜、除草剂、杀虫剂、转基因、灌溉措施等等现代农业技术都用上了，为什么产量反而下降？这显然是技术以外的因素在作怪。“谷贱伤农”，农民不愿意种地是最关键的。在技术层面上，强调现代技术，忽略传统的有机肥养地技术也是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运用新技术促进粮食增产的空间已经不大。以品种改良为例，我国每年都鉴定新品种，而且新品种出台的条件是单产在原有基础上提高10%左右，这样的话，我国玉米、小麦等单产早应当超过万斤了，因为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两种作物的产量就达500公斤/亩左右。30多年过去，我国粮食平均产量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徘徊。其原因是，育种专家的粮食产量是理论产量，要求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甚至为了提高试验田里的产量、应对验收而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品种到了大田里，那些优越条件没有了，实际产量自然也就达不到理论产量了。
 
我国粮食增产的潜力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的看法是：一在秸秆里；二在土壤中；三在草原和林下生态空间里；四在政策层面上。试分析之：
 
第一，秸秆中“包含”巨大的粮食资源。我国每年产生的秸秆量达六七亿吨，60%以上的秸秆被闲置浪费或在田间直接焚烧。目前秸秆用来养殖的部分约占25%，如果将被烧掉的部分，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将其中的25%成功转化为饲料，再加上原来的25%，就可养活20亿头标准羊单位，或者4亿头牛。这意味着，中国人群中平均每3人就可享有1头牛。再按照40%的保守屠宰率，以及“1斤肉等于5斤粮”(扣除养殖过程中需要的2斤粮后为3斤粮)推算，等于从秸秆里得到1.92亿吨粮食，等于粮食总量在2004年的基础上增产41%。因此，从烧掉的秸秆中“夺粮”，才是最大的粮食增产计划。
 
第二，向改良后的土壤要粮。尽管我国有18亿亩农田，实际上高产稳产田占不到1/3，如果提升中低产田，增产空间也是巨大的。改良土壤最好的办法是用有机肥养地(辅助必要的灌溉措施)。如将全国50%的秸秆利用起来，可增加牛粪32.8亿～38.3亿吨。这些肥料均为有机肥，折合2835万～3310万吨硫酸胺。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用有机肥养地，减少化肥用量，则一些温带和湿润地区的盐碱地、丘陵地带等中低产田可变为高产田或中产田，这样，我国粮食生产的压力就大为减小了。理论上，只有城市人群消费的粮食中的元素不能还田，而牲畜和农村人口的粪便是能够还田的，这样每年需要补充的化肥量完全可在现有的基础上降低50%。目前我国农民每公顷耕地的肥料投入比欧洲农民多花208元，但是粮食生产能力只相当于欧洲国家的60%～70%。由于不合理施肥，国家每年的浪费性化肥投入高达1400亿元。事实上，中国农民使用的化肥中，60%左右没有利用并对环境造成危害，概与土壤没有有机肥、土壤漏肥有关。
 
第三，换种思路向草原“要粮”。我国每年有1.2亿吨粮食是作为饲料消耗的，其中鸡是耗粮大户。笔者的试验表明，饲养4000只鸡比200头牛消耗的粮食都多，而前者的体重只有后者的1/20。如果将鸡从农区“牢笼里”释放到草原、林下等有天然食物(昆虫、草籽、树籽、草叶等等)的地方，则可以实现从鸡嘴里“夺粮”。就按最保守的“生态养鸡可节约1/3粮食”计算，全国仅从鸡嘴里就可“夺食”329亿公斤，相当于全国粮食产量在现有基础上增产6.8%。
 
第四，粮食增产政策是关键。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成功解决了吃饭问题，重要原因是联产承包政策释放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现在，农民不愿意种地，有的地方该种植三季稻的，现在农民只种一季够自己吃的就进城打工去了。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培养再高产的品种也是徒劳。
 
今后，解决我国粮食增产问题，生态学家必须高调介入。生态学的解决方案是环境友好型的，它可能在起初效果缓慢，然而，一旦进入了良性循环阶段，我国粮食增产的潜力就根本提高了。由于经济杠杆的驱动作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将再次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