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生物学家：中国是科学家建实验室最好地方

第一次见到西班牙生物学家何赛·帕斯托，是在他位于清华大学医学科学楼的实验室里。他穿着紫红T恤，四十岁左右，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微笑着和我们握手。与大多数西班牙人自带的外向奔放气场不同，他给人的感觉是严谨内敛，甚至有一丝腼腆。

他的实验室里充满着各种瓶瓶罐罐，最惹眼的是一个个培养瓶里数量繁多的果蝇。何赛和他的团队以果蝇为研究对象，对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及癌症等方向进行基础性研究，目前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以及“青年千人计划”奖励。

来自西班牙东南部阿利坎特城的何赛，在马德里自治大学获得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后，于2005年赴美国耶鲁大学遗传系许田教授实验室开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一待就是七年。2012年结束博士后研究后，他选择来中国的清华大学建立自己的基因和细胞生物实验室。

“中国是科学家创建自己实验室的最好地方”

“为了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我考察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很多地方，但西班牙的经济状况直接影响到科研氛围。这时许田教授建议我到中国来，并帮我联系上了当时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我专程来中国参加了两天的面试，面试完全是美国式的，很快我就获得了邀请，并入选了中国‘青年千人计划’。清华大学也给我提供了非常优厚的条件，使实验室在启动之初就能在设备配置、人员支持方面获得很高起点。”

“我更看重的是这里的学术气氛和平台。第一次来中国我就被这里的研究水平之高震撼了!清华、北大、复旦、中科院的科研水平完全可以和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媲美。就拿我做的果蝇研究来说，仅清华大学就有五个果蝇实验室，其中两个在研究Cas9基因编辑系统等新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全北京一共有三十多个果蝇实验室，这里聚集着一流的科学家，而且国际化程度很高。”

“基础科学的研究，对推动技术进步非常重要，但不能很快运用到临床，转化为商业价值。虽然科学家们都知道最重要的发现源自于基础研究，但在欧美，人们更倾向于投资那些容易转化到临床和工业生产的应用科学研究，因为效果立竿见影，这方面中国显得更有耐心和目光长远。现在六年过去了，中国这几年的发展突飞猛进，目前从科研投入、软硬件配备等方面来看，可能比欧美更好，例如我们实验室就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显微镜。所以我一直都认为，中国是创建自己实验室的最好地方。”

“在中国，我能全身心沉浸于我热爱的科研事业”

来中国后，我非常忙碌并收获着成功。我的愿望其实很简单，就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把它做好。而在中国，我能全身心地沉浸在我热爱的基因和细胞生物研究中。

在不懂中文的情况下，我一年半内创建了自己的实验室，并发表了第一篇重要论文，在接下来的这几年里，我们实验室独立发表了5篇论文，还和他人联合发表了5篇，效率属于很高的。“我认为我们实验室在胶原蛋白细胞生物方面和细胞间基质中的其它蛋白质的研究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所有这些成绩都和这里的国际化、高效率和各方面给予我的支持离不开。

首先，中国政府和清华大学为我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和关心。例如，我非常顺利地申请到了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证，这就省去了每年更新签证的各种手续。在申请每个研究项目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准备和翻译很多文件，这里的行政助理给予了我很多帮助，他们英语娴熟，深谙各种程序，我非常感激他们。

我得到了很多关心和帮助，特别让我意外的是，四年前我女儿在北京出生那天，我刚从医院回到办公室发现竟然有两个清华大学工会的工作人员在等我，她们是专门来祝贺我喜获千金的，让我感到非常温暖!

虽然存在着语言和文化差异，但我并不觉得孤单。清华大学非常国际化，这里经常举办各种国际研讨会，我们能和来自哈佛、斯坦福、杜克等大学机构的同行一起讨论问题。

“我对中国科研事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中国的科研起步相对较晚，但在短短几年内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让很多人担心这种发展是否可持续。我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把科学发展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目标，以科学技术研究为基础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的，会给予持续的支持，我对这里未来的科研事业充满信心。中国政府对科研人才非常重视，成批的海外高端人才，其中大多数是在国外留学的华人陆续回到大陆，曾经建议我来中国发展的许田教授也在最近全职回到中国，加入了新建立的西湖大学。人才的到来使得科研水平大幅提升。我环顾四周，发现有这么多牛人，就觉得我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

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还有这个国家民众普遍对知识和科学的认可和推崇。例如，我在清华校园里，经常看到年轻父母带着幼小的孩子专程来这里参观，殷切地期望孩子长大后能到这样的中国一流大学里来学习深造。再例如，我实验室的中国学生们，他们非常优秀，也很勤奋，对研究工作的热情高涨，有意思的是他们会在微信等社交平台上非常热烈地分享和讨论关于著名科学家的新闻，而在西班牙，年轻人更多地只会对影视明星有这样的热情。

当然因为起步晚，中国科研的很多方面还在摸索阶段，需要随着时间的转移，结构更合理，机制更有效。例如不要给研究人员太多压力，特别是不要以论文多寡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要以长远眼光审视基础科学研究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