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澳ATSE院长：中澳天文学合作期待扬帆起航

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长艾伦·芬克尔

　　“中国有着悠久的天文学研究历史，而澳大利亚现代天文学发展迅速，此次会议为中澳双方科学家搭建了知识交流的桥梁，为两国科学家启动新思想、寻找新的合作切入点提供了契机。”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ATSE)院长艾伦·芬克尔(Alan Finkle)在日前于中国南京举行的第十届中澳科技研讨会上说。

　　从2004年开始，中澳双方已就可持续发展、生物技术、能源、气候变化等多个热点国际科研问题进行了协商和讨论。对于两国科学家把此次会议的主题定为“天文和天体物理”，芬克尔由衷地感到高兴。

　　芬克尔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彼时，“水星计划”、“双子座计划”、“阿波罗计划”等三大航天工程把人类到太空旅行的梦想变成现实。“在我的孩提时代，太空旅行就是我最渴望实现的梦想，尽管后来我最终没能从事天文学研究，但至今天文学依然令我魂牵梦绕。”芬克尔回忆说。

　　星体和宇宙激发了人们对太空的想象，启发了人们对自身所处的自然界和生命活动的思考。在芬克尔看来，今天的天文学家就像400年前的中国古天文观测者一样，依然对星空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兴趣。

　　作为天文学爱好者，芬克尔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方面的历史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古代中国为世界天文学界留下了古老而宝贵的资料，这些资料至今依然被用于彗星、日月食、超新星研究等方面，百世流芳。

　　他举例说，例如古时中国天文学家就已有关于蟹状星云以及其他星体的观测记录;而公元前240年，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就发现了哈雷彗星的足迹。现代天文学研究者根据古汉语中的描述，发现了超新星的残迹，知道超新星的年龄，并据此来推断宇宙膨胀的速度是在增加还是减少。

　　在芬克尔眼中，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是一位卓有远见的了不起的帝王。在近一个世纪的元朝统治下，天文学全然被忽略。然而，朱棣继任后第一年就恢复了对天文学的重视，那时的天文学家就能绘制出星图并预测日食和月食。

　　“朱棣的雄心壮志就是让科学研究为实际应用服务。所以，天文学理论创新为应用研究服务的思想早在几百年前就播下了种子。”在会议上，芬克尔饶有兴趣地谈起了这位帝王对天文学的历史贡献。他表示，朱棣让明朝海军可以在海上精确地航行，发现新的国家和贸易路线。他派出的舰队远远超过当时欧洲舰队的数量，而且他建造的宝船迄今为止仍是历史上最大的舰船。

　　“有趣的是，最新的证据表明，其中曾有一支舰船在1421年到过美国，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了数十年。然而，如果没有精确的天文导航，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芬克尔表示，朱棣的雄心还包括在北京建立大天文台，并把其当作勘探和测绘全世界的基准点，这显然是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前辈”。

　　在他看来，今天，中国对天文学的贡献依然在延续。通过建设大规模的天文工程，中国天文学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出现在国际天文学各个前沿领域。例如，中国在河北建成的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就是对世界天文学的贡献之一，带给全球天文学界数以千万计的银河系内外星体的数据。同时，贵州500米口径大型望远镜FAST建成后将有望实现对脉冲星的高精度观测，为国际天文学研究再添一项奇迹工程。

　　他表示，虽然澳大利亚没有和中国一样悠久的天文学历史，但却有着较长的现代天文学发展历史，在现代化天文学设备建设与研究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因此，可以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互通有无。

　　“天文学是澳大利亚科研桂冠上的一颗宝石。”担任澳大利亚全天体物理学卓越中心(CAASTRO)主席的芬克尔说。他表示，由南非和澳大利亚共同发起的全球最大的望远镜计划——平方公里矩阵(SKA)已经推动了澳大利亚天文学的巨大发展。同时，澳大利亚西部的默奇森射电天文观测台还部署了世界最长的3500公里光学网络。

　　芬克尔表示，无论是建设中国的巨型望远镜FAST，还是澳大利亚建立的平方公里矩阵SKA，都不仅仅是简单的仪器组装过程，这些大规模工程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各个层面的挑战都要科研人员不断学习和创新，需要大量新型的科技支撑和更强大的分析能力，这些都离不开国际合作。

　　这些工程无疑还将推动新的生产和应用能力的发展，产生一些新发现，甚至出现一些超出天文学范畴的应用。芬克尔举例说，澳大利亚天文学家发展了无线网络的功能，而今天无线网可以让数百亿的仪器设备以很快的速度传达信息，这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芬克尔表示，此次研讨会在新型望远镜、观测方法、通讯方式、计算机技术以及分析方法等方面的交流互动无疑会带来更多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将会帮助人类解开宇宙最深处的奥秘。同时，他表示这一代人的奋斗将激发更多的学生和下一代科学人员投身天文学研究。

　　“当年朱棣对天文学的投资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在15世纪的对外贸易和国际影响，我相信，中澳两国政府对双方天文学合作的资助一定会取得大量的回报!”芬克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