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重金属污染企业正在由南向北迁徙

　　“附近制铜工厂排出的烟气，将很多村民的麦苗几乎全部‘熏倒’。隔壁村的孙大哥承包了十几亩杨树林，烟气一过，树叶全部脱落，人急得眼睛都红了。”

　　7月7日，在“河南新乡重金属污染治理研讨会”上，新乡大块镇小块村的一位张姓村民不停地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诉说着重金属污染给他们带来的“灾难”。

　　小块村的遭遇并非中国重金属污染的个案。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一场由南至北的重金属迁徙正在中国大地悄然上演。

　　虽然重金属污染相关防治政策的频频出台，给公众带来了改良环境的美好期许，然而碧波下涌动的“暗流”却让重金属污染治理的警钟长鸣不止。

　　被重金属污染的村庄

　　“这污水浇出来的小麦你们自己敢吃吗?”

　　“不吃，都卖给你们了……”

　　今年3月26日，这则“幽默”的新闻报道，让人们记住了河南新乡大块镇小块村。

　　如今，几个月过去，当污水的记忆逐渐从人们的脑海中褪去时，村中潜伏的更大生存隐患——重金属污染，却在慢慢浮出水面。

　　国内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小块村的重金属污染主要来源于铬渣堆、电镀厂污水、工业废渣、化工厂污水、废弃干电池以及其他小型工厂的污染。

　　“现在有几百吨的废旧电池就在村里的河水中，有的甚至被直接扔到了村外。”张姓村民介绍说，之前倒闭的黄河化工厂给村里留下了几百吨的铬渣。2011年，国家进行了集中处理，将六价铬(黄色)处理成三价铬(绿色)，并进行了掩埋和覆盖。但奇怪的是，处理过的铬渣是黄色的，且掩埋的位置处于村民水源地上游一公里左右。

　　他还告诉记者，“十五六年前，村中要是有谁得癌症，是大过天的事。现在，大家都不会感到很惊讶了。得肺癌的人很多，村中的癌症患者正在趋于年轻化”。

　　然而，对于村中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来说，环保的概念还很陌生。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有真切的痛苦。

　　“自然大学”志愿者张海燕认为，人们内心的不安已随重金属污染的加剧而与日俱增，如不觉醒，村庄终将在人类自己生产的垃圾中消逝。

　　由南向北的迁徙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追逐，广东、浙江等沿海区域出现了大批的民间作坊和小型工厂，并由此成为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

　　“当时，全世界70%的电子垃圾在那里拆卸，然后卖掉，余下的电子原件又往往被处置不当。这也导致广东、浙江两省一些儿童的血铅含量较高。”沈阳化工大学退休教授李庆禄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不过，国家政策的跟进，让诸多违规企业不敢在南方长期扎寨。1996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明令取缔关停了15种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产品质量低劣、技术装备落后、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重度污染小企业。

　　面对强势来袭的重拳，许多南方的重金属企业并未坐以待毙，纷纷开始了各自的“北伐”之旅。河南、河北、东北三省、甘肃、内蒙古、新疆等地，成为新一轮的受难者。

　　新疆乌苏市农技站专家马勤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近年来，很多河南的企业出现在了新疆地区。“新疆和内蒙古都有个比较严重的思想误区，叫做‘无工不富’。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泥沙俱下，许多重金属污染企业也就乘虚而入。”

　　“目前，内蒙古境内煤化工产业盛行。尽管它们均通过了环评，但仍然存在一些违规操作的现象。”李庆禄还指出，由于交通便利、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等因素，很多重金属污染企业都集中于某些大中城市的城乡结合部等“三不管”地区。

　　治理污染须拓宽眼界

　　多年来，对于重金属污染，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从技术的角度进行处理，而忽略了采用多元化方式解决的可能。

　　“我们应学会用经济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环保人士胡德强认为，可以通过推动环境立法，让那些存在污染可能的企业强制参加投保，把保险作为治理污染的方法之一。当污染发生时，污染企业必须提供治理措施，或者让环境恢复到某种可以治理的状况，否则不予赔偿，这样就会对企业形成一种有效的制约。

　　“科学松鼠会”成员田不野则表示，重金属污染治理并不是不可触碰的顽疾，只要情况不是十分严重，都可以改变。比如，可以种上一些能适应重金属的植物，将其变成生态观光区。

　　“沈阳地区已将众多污染企业集中于一处，将污水、废弃物和有害气体进行统一规划处理。然后，将原污染地区重新利用起来，建成经济技术开发区，避免资源浪费。”李庆禄向记者介绍了沈阳的成功经验。

　　“归根结底，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是个社会问题，考验的是当代人的政治智慧和眼光。”李庆禄进一步指出，“不要忘了我们为什么而发展、为什么而建设。一旦本末倒置，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必将为这些错误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