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亮成：“斜杠青年”的“多能”科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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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环所”）研究员谭亮成的办公室，迎面就能看到书桌旁的那顶安全头盔。这顶淡蓝色的头盔造型普通，顶部挂着一只探照灯，外壳“伤痕累累”。正是这顶头盔，伴随着谭亮成走遍了国内外的无数岩溶洞穴，照亮了百千万年前的地质遗迹，也照亮了谭亮成在科学研究上的攀登之路。

入行：多位院士前辈成为引路人

2003年，谭亮成从兰州大学地理基地班毕业，保送到地环所硕博连读，跟随地环所建所元老、中国科学院院士安芷生学习，这成为他科研道路的第一个“关键点”。

“能从事如今的工作领域，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兰州大学李吉均院士和地环所安芷生院士。”谭亮成回忆说，刚上大学时自己的专业是地理信息系统。在学校听了李吉均“师生三代勇闯地球三极”的多次报告之后，谭亮成很受触动，对李吉均和他的弟子秦大河、效存德等前辈们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和奉献精神心向往之。

谭亮成觉得，自己心底里还是更喜欢这种跑野外的工作。怀着这个初衷，他考入了兰州大学的地理基地班，并在大四上学期时来到位于西安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面试。当时给谭亮成面试的正是另一位影响他一生的导师安芷生院士。自此，谭亮成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科研生涯。

“我刚毕业一周，所里安排我到青海湖出野外，做湖盆的地球物理勘探。在职业生涯‘第一次’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做第四纪地质研究这行的乐趣，从一开始就坚定了我以后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信心，可以说开了个好头。”谭亮成回忆说。

在安芷生的启发和建议下，谭亮成选择从事石笋研究领域，跟随当时刚博士毕业，如今在西安交大工作的蔡演军。在当时石笋研究还属于第四纪与全球变化研究中一个新的方向和载体。

“石笋研究会有很多探洞和攀岩的工作，安老师看我也比较喜欢历史和考古，就建议我可以把古气候的研究和爱好结合在一起，探讨历史时期以来的气候变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现在回想起来，谭亮成依然佩服安芷生的高瞻远瞩，把兴趣和专业结合也成为他在这一领域坚持走下去的“源动力”。

如今，谭亮成已是国内知名的石笋和古气候研究专家，他和团队通过石笋来恢复过去气候变化，探讨其中的一些极端气候事件和驱动机制，以及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谭亮成和团队的足迹已遍布“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

成长：身处险地 乐此不疲

做地质研究和野外科考，必然要面对一些危险状况，对此谭亮成早已习惯。在给大学生上科普课时，谭亮成常用“乐此不疲”来形容自己面对困难时的态度。“一方面这些工作很有挑战性，另一方面可以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获得很多新知识。”谭亮成说。

刚走上工作岗位，谭亮成就迎来了一次“下马威”。“当时是去青海湖打钻采岩芯，晚上住在湖中央的一条船上。”谭亮成回忆说，那天恰逢中秋节，晚上团队还在船上吃了月饼。谁知睡到半夜的时候，湖面上狂风大作，他们的小船被浪打得摇摇晃晃几乎要翻了，船舱里面全是水，所有人都在往外舀水。

“等风浪平息后，大家发现船已经偏离之前抛锚的位置有十公里了。当时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不过事后回想起来，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宝贵经历吧，而且让我职业生涯面对的困难一开始就有了‘高起点’。” 谭亮成笑着调侃道。

随着研究工作的开展，谭亮成发现，这次的“青海湖中秋之夜”不过是场小风波，后面还有无数“大风大浪”在等着自己。

探洞是研究石笋必不可少的环节，谭亮成和团队在野外探洞时遇到的危险更多。据他介绍，在洞穴中迷路，是最常遇到的一种危险状况。由于洞穴中黑暗的环境，分岔路又很多，指南针也经常派不上用场，万一头灯和手电之类的电量储备不足，很容易发生意外。有些洞穴内还有暗河，风险更大。

“有一次我带着学生在甘肃探洞，不小心迷路了，找洞口就找了8个小时。”回想起这次经历，谭亮成依然心有余悸，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能尽量保持镇定，并且安慰学生们，自己一遍遍去寻找出路。“我们出洞的时候已经凌晨1点，等在外面的司机说我们再不出来他就要去报警了！”

探洞不仅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还得有一副好身板。从洞里出来每个人都背着几十斤重的石头样品，非常考验体力。“有一次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出野外，有个洞是在悬崖上面，我们需要用绳子攀岩攀上去，上去之后还要贴着峭壁走一段，再爬到洞口。因为小路实在太窄太陡，只能将身子尽量贴着峭壁，以免不小心摔下山崖。”谭亮成回忆说，上去的时候已经很难了，出来的时候还得背着几十斤重的样品，一不小心重心不稳身体就会被拉着后仰，而脚下就是一百多米的深沟。

令他欣慰的是那次野外虽然危险，但是团队拿到了很好的样品，也发表了很好的成果，“我觉得还是值得的。”谭亮成说。

多能：从主编到博物馆再到“杰青” 斜杠青年有点忙

2018年1月，谭亮成获得首届陕西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并于2021年12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23年8月，谭亮成评上了国家“杰青”。这位“斜杠青年”平时要操心的事情很多，他是地环所现代环境研究室的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是“丝绸之路”气候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是国家科技核心期刊《地球环境学报》的执行主编，是中国地质学会人类世研究分会秘书长，是中国地理学会环境变化与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是“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ANSO）丝路文明联盟委员，也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双聘教授，他还建立了一个微型溶洞博物馆……谭亮成是出了名的一专多能“多面手”。在科研任务越来越重的当下，他是如何分配精力，在这些不同身份之间切换的？

“我觉得这些工作其实并不冲突，实际上可以相互促进。比如说我们做完科研之后要去做科普，要把我们的成果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个从成果到科普的过程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去做。”谭亮成用他建立的微型溶洞博物馆举例说，在给中小学生做科普的过程中，研究成果可以说进行了一次升华，对它的意义认识得更清楚。

当《地球环境学报》执行主编的经历更是让谭亮成受益匪浅，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制定学报发展策略，处理和决定稿件。谭亮成告诉记者：“因为期刊是综合性的，地质、地理、环境、生态和环境考古、甚至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内容都有，如何判断这些稿件的质量，在尊重审稿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我也必须自己扩展学习，完成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和储备。”

未来：从古代中国到“一带一路” 极端气候研究能做很多事

翻开谭亮成的履历，十几年的科研生涯，他承担了从陕西省科技厅到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的各类科研项目。“这些项目中有两项工作我最为看重，一个是我们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成果，是研究泰国的石笋。另一项是在中亚完成的针对史前“超级干旱”事件的研究，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Science Bulletin上。”

谭亮成进一步解释说，在泰国的石笋研究，将之前通过仪器观测记录的热带中印度-太平洋地区降水变化的历史，从过去六七十年延长到了过去2700年，并且建立了一个方程，将过去两千年热带辐合带的南北位置的变化进行了重建。

另外一项在中亚完成的工作中，谭亮成和团队发现，在5800年前到5200年前之间，中亚地区曾发生过一次长达600余年的“超级干旱”事件。这次“超级干旱”事件直接影响了史前时期跨欧亚大陆的交流过程，推迟了“史前丝绸之路”的开通。

谭亮成将团队命名为“极端气候事件及影响团队”，这也是团队未来研究方向的总概括，他希望团队关注不同时间尺度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规律、驱动机制和环境社会影响。通过石笋、湖沼沉积物、树轮等多载体的多指标，再结合考古文献以及古气候模拟工作，来研究过去的极端气候事件和影响。

“特别是要关注地质历史时期暖期时的极端气候事件，这样可以为未来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我国和‘一带一路’地区的气候变化，以及对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预判提供有益的历史参考，这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目标。”谭亮成告诉《中国科学报》。

石笋研究是未来谭亮成团队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依靠石笋采样分辨率的提高，可以将古气候研究从过去的百年到年代际变化精确到年甚至季节范围，“比如历史上朝代更替是否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大禹治水时是不是真的天降大雨导致很长的洪涝期？这不仅是我对于考古和历史的爱好，也可以为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佐证，做出一些贡献。”谭亮成说。

谭亮成在2023丝绸之路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作报告。

谭亮成在溶洞中攀爬采样。

谭亮成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野外工作。

谭亮成（右）和团队成员在切割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