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之争：争论不止莫若理性筹谋

　　一方面是科学家们的“力挺”，另一方面是“反转”人士的大声疾呼，转基因技术面临“冰火两重天”的包围。科学家们还是普遍认为，转基因是一项技术，其本身是中性的，不能笼统地说安全或者不安全。

　　一面是科学家们的“力挺”，另一面是“反转”人士的大声疾呼。在“冰火两重天”的包围下，转基因技术何去何从——

　　“转基因技术就好比汽车或飞机，有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但不能因噎废食。”在日前由中国科协和农业部联合举办的以“转基因技术安全管理”为主题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能体现科学家们的想法。

　　作为“反转”人士的代表，美国夏威夷大学农业与资源经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研究员顾秀林则认为：科学家们知道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但他们不知道改变后的世界是什么。

　　一方面是科学家们的“力挺”，另一方面是“反转”人士的大声疾呼，转基因技术面临“冰火两重天”的包围。

　　转基因产业坐失良机?

　　2010年，全球已有29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22.2亿亩，占世界耕地面积的10%左右，比1996年增加了近8倍。

　　当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推进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在我国，已获颁生物安全转基因证书的有棉花、番木瓜、甜椒、番茄和矮牵牛，其中转基因抗虫棉已大面积种植。

　　“已经过食品安全试验和环境安全评价的转基因作物，如果不能迅速进行产业化，其结果不只是少种了一些转基因作物，更危险的是造成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整体滞后。”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说。

　　致力于环保工作的绿色和平组织认为，种植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不是农民，而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因为转基因技术具有ZL权，科学家和生物公司掌握着ZL，将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

　　不过，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曼·博洛格则表示，未来要想满足全球粮食的供给，唯有作物基因工程技术。

　　事实上，世界三大农业种业公司都是生物育种公司，其全球市场份额已从1996年的8%增长到2010年的35%，并且还在继续扩张。目前，国外公司在大豆、玉米育种上已控制了全球市场，很多外国公司已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种业公司。

　　“我们不发展自己的产业，就会给国际大公司的扩张留下充分的余地，会使我们坐失发展良机。”朱祯指出。

　　安全性之争过于笼统

　　转基因技术安全吗?这个问题似乎是很多人认识转基因的一道心理屏障。

　　吴孔明说，过去，很多新技术和产品都是发达国家用了几十年才到我国，使用起来没有顾虑和担忧。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某些领域已走到国际前沿，国民对于新事物的心态与接受程度正处于一个拐点，转基因作物正是如此。

　　在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看来，从宏观生态学的角度出发，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仍存在生态环境与健康风险。也有“反转”人士指出，转抗除草剂基因的转基因作物本身会变成杂草，或通过花粉传播和受精导致某些外源基因漂入野生近缘种或近缘杂草产生“超级杂草”。

　　不过，科学家们还是普遍认为，转基因是一项技术，其本身是中性的，不能笼统地说安全或者不安全。

　　水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作为我国第一大农作物，仅二化螟对水稻造成的经济损失一年就达70亿元左右。为此，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制出抗鳞翅目害虫的转基因水稻。据估计，如果在全国90%的水稻种植区域推广，年产值可增加7%，每年减少农药使用量20万吨。

　　“一年就能创造340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可抵平国家多年对农业生物技术以及农业转基因技术的总投入。”朱祯指出。

　　理性看待转基因

　　转基因作物在增加产量、提高农民收入、保护环境等方面获得了重要效益，并有望解决未来世界粮食危机、资源短缺问题。

　　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表示，转基因技术是分子技术的一类，须加强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没有技术就没有地位。对待转基因产品，科学、慎重的态度并不是拒绝的态度。

　　据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杨晓光介绍，目前我国已建立完整的、与国际接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以对转基因产品的研发进行严格的全程管理。

　　关于转基因引发的恐慌，吴孔明认为：“对于一个新事物，大家存在担心、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通过社会的沟通，使公众形成客观、公正的判断，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系教授肖显静也认为，在加强转基因安全管理的同时，应重视对公众进行转基因方面的科普，提高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度，减少不必要的恐慌。

　　此外，还应及时向社会公布转基因植物的相关信息，提高决策信息的透明度，同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众能有效参与的针对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社会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