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重大专项：四分之一经费用于研究生物安全

　　“20年来，我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特别是重大专项的实施逐渐使我国与国际缩短了差距，但远远没有实现对农业产业发挥作用，这其中有科技、社会认识、国家政策、国际舆论等多方面的原因。但作为一项技术，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并引领其发展。” 28日，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召开“农业前沿生物技术前瞻”圆桌会议，与会专家如是表示。

　　“我们应该放眼全球和未来，紧密结合农业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和问题，对农业前沿生物技术进行判断和部署，对相关技术进行研讨规划。” 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任贾敬敦认为。

　　本次会议上，数十名生物技术专家学者以及科技部办公厅、重大专项办、农村司的管理人员，围绕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热点及应用潜力、监管程度和公开情况等进行交流探讨，并就“十三五”农业生物前沿技术发展提出建议。

　　基础研究并跑和领跑并存

　　“农业前沿生物技术是21世纪发展最快、应用最广、潜力最大的战略高技术之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尹伟伦说，它是推动新一轮农业产业革命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林敏表示，近年来，以生物组学（如功能组、代谢组、单细胞测序、环境宏基因组等）、新一代育种技术如基因组编辑技术、人工染色体技术、合成生物技术及生物大数据等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术发展迅速，并广泛应用于农业领域，为解决全球性粮食、环境、健康、能源问题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技术支撑作用。

　　相关统计显示，2013—2015年，以水稻为材料的生物技术领域，发表在《自然》《科学》杂志的论文，67%都是由中国科学家在本土独立完成的；在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五大作物领域发表的生物技术论文中，中国在水稻和棉花发表论文数名列第一，其他均位列第二。

　　中国农业科学院万建民院士认为，近年来，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在基因组学、基因功能等前沿基础研究方面，在国际上处于并跑和领跑阶段。

　　产业化方面尚存差距

　　我国在生物技术产品研发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抗虫水稻、抗虫棉，抗虫抗旱的玉米等重大产品都已具备产业化的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产业化方面受到限制。”万建民表示。

　　在生物技术领域，与国外相比，我国拥有一批在世界上顶尖的科学家，政府给予很大支持，科研单位也有较好的研发基础。

　　“与国外的差距，不是技术研究，也不是产品研发，而是缺乏从事生物技术产业的顶级企业参与，生物技术发展的市场前景没有激发起企业的兴趣。”万建民认为。

　　“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可能要依靠一些公司来推动，通过科学发展脉络会发现，技术使对基因的控制越来越方便、精确，但是理论也好，技术也好，终极目标是产业化，我们国家科技投入已经让一些发达国家羡慕，能不能产生期望的效应，还是令人担心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罗云波说。

　　中国农业大学戴景瑞院士也认为，目前，转基因技术并未完成历史使命，产业化应用和国外尚有差距，需要在“十三五”“十四五”进行系统布局。

　　科技支撑使安全风险可控

　　“中国目前的转基因重大专项里，已投入了25%的经费用于研究生物安全，在所有重大研发计划对安全性研究投入比例中是最高的。通过重大专项的支持，我国已经建立了转基因国家安全监管体系、安全服务体系和平台，培养了一批掌握技术的人才队伍，我们有能力确保转基因产品产业化的安全。”万建民说。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以来，形成了高精度、高通量和高效率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检测监测的技术体系。我国已建立了转基因作物的多年、多点生物安全评价和检测监测网络，完善了转基因产品环境、使用安全评价和检测监测技术体系，强化了抗虫棉花、抗虫水稻、转植酸酶玉米、抗除草剂大豆环境释放后的全程安全监测、评估技术体系。

　　“比如，美国准备把没有经过批准的一种转基因抗虫玉米出口到中国，结果就在海关被查出来了，这里用的就是转基因重大专项研发的技术，实际上，以往在转基因安全管理方面的技术壁垒已经没办法控制中国了。” 万建民说。

　　除了转基因安全监管体系，转基因安全性评价也至关重要，我国对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评价尤为严格和谨慎。

　　“在转基因方面，我们有过硬的产品，水稻甚至是领先的，但是还不能推出产品，这就在于政府部门对风险控制的严格把控。”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桢说。

　　“但在生物技术安全管理上，国际方面也有所松动，一些主流科学家认为，一部分基因编辑技术，没有涉及到外源基因，管理没那么严格。但是也有争议，欧洲的一些科学家强调要注重过程而不是产品。”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说，“一位美国农业部官员透露，美国在转基因监管方面将有新政策出台。以基因组编辑为重点的新技术是否还要监管和审批，正在制定相关新政策。美国的转基因油菜等已通过审批可以投放市场，这种发展的势头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中科院院士桂建芳也认为，基因组编辑技术成功以后，一些社会学家也意识到，没有必要进行严格的控制，这对农业育种技术带来了新的突破，可使生物农业实现可控、安全、精准，将成为历史性的转折点。过去一些转基因技术，尽管趋向成熟，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严格进行把控，但这也拖了后腿，至少从政策决策方面，产生了滞后的效应。

　　需要其他学科协同发展

　　贾敬敦认为，生物技术有三个重要的研究方向：DNA结构研究、功能结构和DNA重组技术。大家熟悉的转基因技术是DNA重组技术的一角，上世纪90年代中期，植物领域的转基因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进入商业化，在微生物领域开展了应用，动物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如今，转基因技术已走过20年，而生物技术仍在蓬勃发展，基因编辑技术已进入第三代发展，诸如此类的新技术也已成为备受大家关注的热点。

　　农业生物前沿技术站在历史转折点，世界生命科学生物技术正处于重要转折期，DNA重组技术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并将对遗传物质创新利用发生重大影响。贾敬敦说，中国作为科学研究大国需要对生命科学，尤其是对符合农业发展形势的生物技术要有系统分析、科学探讨和及时部署。值得关注的是，世界生命科学特别是认知领域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涛认为，前沿生物技术需要其他学科的协同发展，比如生物传感器、分子传感器的发展，需要光电、信息化、智能化的支持，前沿生物技术一定要和其他高新技术协同发展才更有生命力。

　　针对我国农业前沿生物技术未来发展，林敏建议要从前沿基础研究、集成创新研究和宏观战略研究三方面加强。对我国来说，加强农业生物技术的基础性研究，重点是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如重点发展农业应用组学技术、合成生物技术、生物信息技术和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等，提升我国农业生物技术核心竞争力。此外，要加强集成创新和宏观战略研究，不仅要实现重点突破，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农业生物技术集成创新平台，创制新一代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等。

　　在朱桢看来，转基因技术仍是育种的主流技术手段。但同时，DNA编辑技术、基因组关联研究、精准农业、废弃物利用等生物前沿技术也蓬勃发展。如精准农业技术是大的系统整合，涉及育种、遥感、气候、传感器、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技术，在大面积的耕地上施肥、打药、浇水，这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