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拓：低碳经济时代的科学技术

　　《科学时报》约稿谈科技与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听起来很老生常谈的话题。我首先想到的是人们熟知的那句话：“科技是生产力（或第一生产力）。”如此家喻户晓的观点还用讨论吗？其实，在“低碳”诉求的今天，科技是生产力之说已经不是提高生产效率那样简单了，它涉及到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和人均能源相对贫乏，家庭的教育投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较高的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改革动力的意义更是不同凡响。那就让我们展开讨论一下。

　　鉴于强调“科学”和“技术”有所不同的主张颇有市场，在笼统地谈论“科技”之前，我们有必要做些说明和铺垫，以免不必要的争议。如果说科学研究是探讨人类的未知、技术发明是挑战人类的未能，两者皆为人类的智力活动，都存在着兴趣的驱使。特别是今天从事基础研究（科学）和从事应用研究（技术）的人们都高度强调其所研究的问题的影响力（impact），而所谓影响力无论是对科学本身还是对技术自体，最终都落在对人类社会的impact上。因此，我们在讨论社会意义时将“科”“技”混为一谈还说得过去。

　　人们世俗观念中的“科技”其实仅仅是人类生产方式从狩猎、农耕过渡到大规模制造等一系列演变中的一个阶段的智力生产活动。人类通过机器的发明和使用突破了自身在体力上的极限，通过所谓电气化（包括今天的数控化），在一些领域突破了自身的运算极限，提高了机器的效率。所有这些可归结为人类的生产效率，同时也是向大自然索取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于是，人类在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时也为自身的未来积累着隐患，即向大自然过度索取的隐患，如资源和能源的枯竭、环境生态的破坏、动植物物种的濒危以及人类自身的过度繁衍。所有这些揭示了一个事实：大规模制造作为人类生产方式主流的阶段该结束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结束了又如何？人类拿什么来代替大规模制造所提供的生活资源和感官享受？靠什么来再生已经被过度索取的地球？毫无疑问，人类不可能回到农耕和狩猎的时代。即使人类有此决断，地球上也没有多余的农田可耕、没有足够的猎物可狩了。人类只能向前走，采取以更加聪明、合理而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以精神和身体的更加健康赢得幸福的感觉。要实现这一点，人类只能靠更加人性的人文、更加理性的科技，以及为此提供保障的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结构。如果我们仍然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在实现新型的人类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人文意识时，显然以科技为基础的人类生产方式的进步是最基本的动力。

　　上述认识自然地导致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开创了以大规模制造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代的科技将无可代替地成为终结这一时代的推手，其主要特征是通过科技使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消费以质的提高来代替量的提供。举例来说，我们今天的住房在夏天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来抵消由充足的太阳能造成的炎热。这在能源的利用上是多么不合理的现象。如果我们的建筑物能够将与太阳能相互作用产生的能量形式变为热能以外的能量，岂不既省却了空调，又多出了房屋供电？再说我们的世博会，各国展馆中越来越多的科技和人文信息是通过光电媒介展示给世人的。既然如此，如果我们用更生动、形象、如同身临其境的全息影像表达方式，一届世博会是否可以在许多城市同时开办，实体馆和光电虚拟馆（在某一城市是实体馆）构成完整的世博园，从而省却大量人员的交通消耗？另外，同新能源产业并行，整个生物医药产业基本上属于主要靠科技而不大量消耗资源的人类追求健康和幸福的方式。这些例子说明科技在低碳经济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科技对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不是孤立的，与人文观念和政治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互动。我们仍拿房屋和太阳的相互作用说事。作为太阳能变为电能的光电材料主要成分的硅元素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元素之一，而让建筑物的屋顶和外墙（至少向阳的部分）统统覆盖太阳能电池板却成本不菲。这是由于太阳能电池板的技术附加价值及附加价格太高，人们消费不起。但是从逻辑上说，人类能够消费得起再用若干年便枯竭的化学能源，却消费不起可从太阳能得到再生的能源，一定是人类社会中的经济关系没有理顺。我们的经济关系尚未适应技术的生产和高度人性化的服务成为人类消费资源的主要提供渠道的时代。我们的人文观念更没有达到使上述经济关系呼之欲出的水平。比如愈加严重的官本位环境（与法规上对知识产权和技术资产的不尊重、官办资本—资源垄断行业的兴起相辅相成）驱使年轻人涌向考公务员这一独木桥，而冷落了科技行业以及除了类似于“天上人间”以外的服务业。官商结合的经济生态进一步滋生了“摆谱”文化（如平安保险总裁的6800万元年薪），构成了推行节约消费的文化障碍。

　　另一方面，在幸福感觉追求上，低碳经济下的社会不公，特别是对生活资源占有的不公，将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人类的大敌。低碳经济的诉求要求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重生活资源的合理、有效和节制性的分配。高效的贪婪（如华尔街大鳄）、高度的垄断（如大型官商）在人们心中的道德罪恶感将更为高涨。人类不得不为之的低碳诉求使科学技术和社会公平成为天然的同盟军。随着人类对“低碳”在自身延续中的意义愈加理解和自觉，大规模制造业日渐式微，科技不仅在人类生产方式中越来越占据主导的地位，其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推动作用将愈加显现。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人均资源和能源相对贫乏、自然生态环境相对恶化的国家。特别是近年来，低水平的“世界工厂”实践使中国在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这两个领域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中国制造”的市场在迄今为止鼓励物质消费的文化习惯下尚且趋近饱和，在提倡节制物质消费的低碳语境下其发展空间将进一步狭小。与此同时，在传统文化驱动下，中国的父母比任何非东亚国家都热衷于将子女送入大学，致使中国虽穷，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却达到美国的数倍，其中工程和自然科学的学生比例相对更高。中国的大学虽然没有培养出足够的科技领袖，却造就了大量的科技秀才（bench researcher）。而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从事生产技术的劳动，即将先进的科技思路加工为成熟的技术的实践活动。科技发展需要相对少数作为技术领袖的天才型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秀才型技术人员。前者因其人少，而流动性强，可以靠引进满足一时之需；后者是草根，对于中国这样的非移民国家来说只能靠土生土长。当技术本身的生产成为人类主要的生产活动时，大量的秀才型研发人员便成为中国发展技术经济的最大资源，其作用是少数天才型技术领袖所无法代替的，就如同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毛泽东、林彪、粟裕等代替不了作为当时最大的战争资源的亿万农民一样。还要指出的是，和种田及物质产品加工不同，加工技术的科技人员需要更加长期学习和训练，需要更加愉快的心情。发展技术经济离不开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