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中的工人和测绘届的“微笑老汉”

——记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

2001年冬天的一场大雪，差点导致北京全城交通瘫痪。这一天，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受邀为一批特级教师讲课。主办方左盼右盼，好不容易等来一辆车，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宫辉力先从车上走了下来。主办方好心，招呼开车的老司机：“天太冷了，师傅也到屋里来暖和暖和吧。”
 
老司机没说话，嘿嘿笑着下了车。宫辉力连忙介绍：这位就是刘先林院士。
 
自从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以来，刘先林一直不习惯“刘院士”这个称呼。别人一叫刘院士，他就连忙摆手：“叫我老刘好了。”
 
有人甚至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袁隆平是院士中的农民，老刘就是院士中的工人。
 
“同意。”老刘用一贯简短的风格回答。在68岁的他看来，抛开所有的光环，自己一直是位普通的测绘一线的科研工作者。

7月28日，刘先林在新研制的航空摄影仪前分析仪器结构。（新华社记者袁满摄） 

这是刘先林（中）在实验室里与学生共同分析航空摄影仪。（新华社记者 袁满摄）

低产论文的院士
 
在测绘业内，老刘大名鼎鼎。专长于摄影测量和航空仪器研究的老刘，几十年来用很少的经费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结束了中国先进测绘仪器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为国家节省资金近两亿元，创汇2000多万元。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继贤这样形容老刘的地位：每当国内的测绘业发展到瓶颈阶段，老刘就会跳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当年入选的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老刘确属另类：既非领导，论文又少。几十年的科研工作，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过硬的只有两个国家级大奖：1985年，“数控测图仪”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92年，“解析测图仪”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3岁那年，老刘到院里工作，老院长说，你们要到生产第一线多看看，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科研成果。“我们老院长忘了说了，你们也要发表文章。”说到这里他嘿嘿一笑，自己承认“错误”：我对文章的确不够重视。但是，他解决生产问题非常在行。2001年，他又拿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老刘经常告诉自己的学生：科技有实有虚，咱们玩点实的，不玩虚的。现在科技界申请课题，大多数情况是国外如何如何，跟踪性的研究比较容易申请立项。老刘很少关注某个课题是不是国外研究的热点。对他来说，从事研究的题目要从测绘生产需要出发。尽管地处北京，各类项目多的是，可老刘就是不会申请项目。对他来说，写项目申请书要比科研工作复杂得多，不是自己的长项。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遥感所研究员童庆禧感慨：老刘不循常规，很少发表论文。他也不拘一格。数字航摄仪这么大的科研项目，他从科技部和国家测绘局要了几十万元，就开始干上了。
 
实际上，老刘的重大科研成果不少，基本没有几个国家项目。以解析测图仪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的一位教授为此申请100多万元的经费，没搞成。老刘只申请十几万元，搞成了。
 
老刘带着一帮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转化自己的科研成果。“如果只在实验室里做出成果就完了，那最多是用老百姓的钱证明自己的正确。”实际上，在老刘看来，成果转化远比科学研究要难得多。
 
公司不大，20多人，一年的销售收入2000多万元。这帮年轻人仿佛是老刘的翻版：动手能力很强，论文能力很弱。一年全公司的人发表的论文加起来不超过两三篇。公司的骨干刘宗杰没发表过一篇论文，却担任影像扫描仪项目的负责人和数字航摄仪项目的常务负责人。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0年后就被送进博物馆
 
解析测图仪是1988年老刘的科研成果，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当时，所有人都为之雀跃：它结束了国外精密测绘仪器长期以来一统中国市场的局面。到1998年，这种类型的解析测图仪几乎同时进了博物馆。
 
“测绘技术更新太快了！”老刘经常被这种紧迫感催促着。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测绘行业还处于原始的手工操作阶段，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它的未来与计算机有关。很多单位并没有计算机。刚刚工作的老刘得知一些单位的计算机向社会开放，他就千方百计地争取机会，到处打“游击”。中科院计算机所距离他的单位远，预约的时段又不好，他不得不前半夜动身，坐着末班公交车到计算机所等着后半夜上机。上机结束了，天已经大亮了。他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多。
 
到了今天，计算机与测绘行业的关系密不可分。刘磊是老刘的研究生，2002年年底，这个小伙子刚来到研究院，还有点“欺生”的想法：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头，怎么会懂编程？谁想到，他一开口，就再也不敢班门弄斧了。
 
多年的工作经历和生活阅历，让老刘成为电学、光学、机械方面的专家。用脑过度的老刘刚过40岁，头发就白了。他去学校给小儿子开家长会，同学问：怎么你爸爸没来开家长会，反而是你爷爷来了？
 
1994年老刘带着课题组去成都对德国的D2测图仪进行改造。工作中遇到了问题：同样是德国产的导轨，改造后的精度竟然达不到要求。经过讨论之后，老刘下了结论：问题出在导轨上。
 
同事不相信：这是德国产的导轨啊！
 
老刘说，不要迷信外国产品。这个导轨的宽度和高度有问题，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宽度和高度才能保证精度。
 
事实证明了老刘的判断。
 
“老刘的成功就在于他从来不迷信外国产品，反而是找到国外产品与中国实际应用的差距，把国外产品的短处变成我们的长处。”同事周祚域说。
 
同事的总结是：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原因的，刘先林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
 
在老刘的办公桌下，有一个装打印机的旧纸箱子。只要看到有用的资料老刘就会撕下来，粘到一张纸上，没用的材料他就随手扔到箱子里。几天下来，纸箱子就要清理一次。老刘的研究生李峰第一次帮他做PPT，拿到的是一张破破烂烂的纸，上面贴满了不规则的纸片。不以为意的小伙子一边输入，一边感到吃惊：貌不惊人的纸片上都是顶尖的新知识。
 
年近70岁的一线院士
 
2002年，一套进口数字航摄仪的价格要1600多万元，国内引进了十余套。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老刘看着心疼，就主动背上一口“黑锅”，带着科研人员研制数字航摄仪。
 
同事杨海东说，这个项目经常要到野外作业，进行地面控制，非常辛苦，要布点、测点。2005年7月，他们要在山西稷山县农村做试验。30平方公里的地方布上200多个点。所谓一个点，就是在地面打桩，用1米乘1米的塑料贴上黑外皮。这些基础的活根本不需要老刘动手，可这位快70岁的院士还是跟着年轻人一起干活，劲头比他们还足。一天下大雨，大家说别去了，老刘说不行，天不等人，就奔了出去。
 
为了这个数字航摄仪，老刘真是拼上了老命。2006年在宜宾试飞，像公园里小船一样大小的蜜蜂3型飞机就是他们的工具。这架小飞机没有密封，除了驾驶员外只能坐一个人。老刘二话没说，自己上了这架小飞机，一飞就是40多分钟。下面的人手里都攥着一把汗。
 
研制成功了，老刘吐了一口气：几个月了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终于搬掉了压在身上的“黑锅”。
 
“这个年纪的院士还奔波在科研第一线，少有。”周围的同事和朋友评价。
 
老刘的手机24小时开机，谁要号码他都给。而平常不善言辞的他，只要说到自己的科研成果就滔滔不绝。他的客户任何时候有问题都可以找到这位院士，并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答。更让客户们感动的是，无论身在何地，老刘总是亲自上门做技术服务。
 
一次，因为生产厂家的原因，一台机器不能正常工作。本来没有责任的老刘带着几个年轻人到了南京，一到地方就干活，老刘更是钻到了桌子底下。不知情的人以为他是维修工。
 
很多人不理解：维修服务派个人就可以了，你时间这么紧张，干吗还要亲自去？
 
老刘说，产品销售靠的就是服务，我亲自做服务，是讨好用户的最好方式，也是树立用户对国货信心的最好方法。
 
多年的努力终有回报。老刘和中国工程院张祖勋院士的研究成果，占领了摄影测量设备95%的国内市场。
 
很长一段时间内，摄影测量专业被认为是贵族专业。一次，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华中工学院的老师到原武汉测绘学院参观。看着一台又一台的设备，华中科技大学的老师不无羡慕地说：你们的专业的确是一流的，可是我们办不起。一台解析测图仪就要十几万美元，最便宜的也要四五十万元人民币。
 
现在，这个昔日的“贵族”专业变成了“平民”。一台教学版的解析测图仪不过1万多元人民币。全国拥有摄影测量专业的高校从原来的几所壮大到100多所。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祖勋评价：老刘对此功不可没。
 
科学是最好的生活
 
测绘科学泰斗、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王之卓先生是老刘和张祖勋院士的导师。张祖勋院士曾经劝他：您都退休了，不要天天钻在测绘领域里看测绘的专业杂志，关注自己的学生又干了些什么事情。没事的时候不如看看小说放松一下。
 
王先生回答：小说太费脑筋了，要记住那么多的人名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张祖勋院士感慨：人的性格不一样，但是对科学的追求都是一样的。做科学对我们来说，就是在享受生活。
 
对老刘来说，科学就是最好的生活。
 
上个世纪60年代，半导体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个大件，一台好点的半导体要花去大学生两个月的工资。与老刘同年进入研究院工作的贾玉澄说，当年自己为了结婚买了个半导体。老刘也买了个半导体，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拆开重新组装。
 
对于技术狂来说，如果一个东西不拆开，不了解内部构造，就没有办法把它了解透彻。
 
后来，老刘拆的东西更多了，拖拉机、柴油发电机，还组装电视机。这个习惯他多年未改。上个世纪80年代，老刘为了上班、购物和载人，买了一辆三轮车，进行改装。车把的位置向后延伸，座位往后移到货箱上，这样就可以半躺着骑车。兴致勃勃的老刘不管路人的奇怪眼神，甚至骑着这辆三轮车，从西四环出发到牛街去买牛肉。
 
这几年，老刘研制数字航摄仪，遇到一个难题：需要设计一个程序，引用一个信号，统一控制四台专业数码相机的快门。这就需要把相机拆开了看内部的结构。可从国外买来专业的数码相机，价格昂贵：一台要30多万元。
 
一帮年轻人看着这台相机不敢动手，也不知从何下手，一台30多万元啊，要是弄坏了，多大的损失！
 
“打开它，不行就动扁铲！”老刘发了话。
 
这几年，因为眼神不如年轻的时候，老刘动手少多了，可是总忍不住会手痒。一次，刘宗杰正在用钢锯锯一个零件，老刘看见了，抢过钢锯说：我给你锯，我可是钳工啊！
 
小字辈们笑着说：老刘干活生猛，手上伤疤不少。
 
老刘的乐趣在妻子刘惠看来未必是乐趣。曾经是小学老师的刘惠说，当初找朋友，要找一个知识分子，聪明、有成就。没想到他太热爱工作了，成了工作狂，有些过火了。
 
早年生活艰苦，夫妻双方都在忙工作，老刘把家甩给了妻子，一心扑在科研上的他很少有时间打理这个家。刘惠说：“我感到最幸福的就是在一起玩。我们能玩到一起去。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在一起玩的时间太有限了。”
 
本以为退休了，老两口能安享晚年。没想到，老刘又一头扎进数字航摄仪的研制中。心有愧疚的老刘用自己的方式补偿妻子。工作不忙的下午，带着妻子去香山吸氧。平常到外地出差尽量带着妻子一起散散心，但是前提是自己为妻子的机票和住宿费出资，绝不让对方单位埋单。
 
“说是带我散心，可到了地方，他又埋头工作，我一个人玩有什么意思？”刘惠很无奈，但也理解自己的丈夫：他走过一个灯塔，又在追求下一个灯塔。你如果不让他碰科研，他会受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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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领取自己科研项目创造的报酬
 
刘先林院士是3所大学的特聘教授。按照各地的政策，每所高校都会付给院士一笔津贴，3所学校加起来一年的津贴近30万元。可是老刘分文不取，他把这笔钱留在各所学校，设立一个专门账户，用来资助学生和科研项目。
 
“我只领取自己的科研项目创造的报酬。”老刘说。一年下来，他的这项收入能有四五十万元。
 
有人不相信：一年30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况且是合理所得，能说不要就不要？
 
山东科技大学研究生刘磊是这笔钱的受益者之一。2002年10月，刘磊一到老刘的实验室，老刘就给这个学生买了一台一万四千多元的三星笔记本电脑，而他自己用的是一台旧的笔记本电脑，电池插上5分钟就没电了。研究院给他配了一台先进的苹果笔记本电脑，老刘给了航空数码相机项目组用。
 
妻子刘惠特别理解老刘：“人家请你去帮助培养年轻人，这是应当的。学校经费紧张，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钱。这些报酬完全没有必要计较，我们够花就可以了。”
 
老刘的这个特聘教授当的有点“大头”：不仅不拿钱，还要往里贴钱。2000年，他成为首都师范大学的特聘教授，到实验室一看，设备太落后了。老刘二话没说，立刻送给了学校50万元的设备。
 
学院每周的业务例会老刘一定参加，只要学校有研究项目请教，老刘总是随叫随到。
 
邱振戈是老刘的博士后，老刘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你要我干什么，随叫随到。一次，他在做资源三号卫星时，遇到难题，一给老刘打电话，老刘立刻说，等我，我马上过来。
 
一次，公司一个年轻人搞GPS定位，因为经验不足，与甲方签合同时没有考虑周到，导致公司损失几十万元。年轻人很难受，老刘拍拍小伙子的肩膀：出了问题没关系。我来背黑锅，咱们还要继续往下干。
 
老刘经常这样告诉院里的年轻人：祝贺你们进入地狱的大门！测绘科研，就是我们在地狱里饱经艰苦，寻找到一条走出地狱的道路。谁最能吃苦，谁最能坚持，谁最后就能走出去。
 
在老刘的帮助下，3所学校的学术水平都有大幅提高。
 
老刘当了院士以后，请他出席的会议多如牛毛。老刘就一个原则：与测绘有关的我去，与测绘无关，又不得不去的，我去了也只讲测绘。
 
有个上市公司是老刘公司的客户。一次，这家上市公司请了几位院士去开会，宣传他们的新概念，希望院士们认可他们的发展规划。老刘一听，所谓的新概念都是虚的。其他院士都签了字，一向秉承“客户至上”的老刘就是不签这个字。
 
尽管得罪了客户，但老刘不在乎：科研工作者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收破烂的老头”进了研究院
 
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测绘局的领导到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搞调研。车子快到研究院的时候，一位蹬着三轮车、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的白发老头，挡在小车前面，到了研究院门口一下子就拐了进去。这位领导有些不高兴：测绘研究院不是谁想进就进的，怎么进去一个收破烂的？
 
轿车绕到前面一看，噢，原来是老刘！
 
老刘的不修边幅在测绘系统是出了名的。他最喜欢穿T恤，天热了，不管什么场合，都把袖子往上一卷。他的学生说，老刘的上衣经常是一头塞在里面，一头露在外面；或者衣服穿反了，线头露了出来；或者一个裤腿塞在袜子里，另外一个正常。
 
因为做饭的缘故，老刘的衣服上经常带着油点。当了院长以后，外事活动多了，老刘却依然穿着带油点的衣服。同事文沃根提醒他：老刘，接待外宾穿戴油点的衣服不合适。
 
他笑笑：我本质就是这样，打扮干什么？
 
这几天，老刘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大家看到他的淡蓝色的T恤不禁眼前一亮：老刘，穿了件新衣服？
 
老刘又是嘿嘿一笑：旧的。本来是件白衣服，放到洗衣机里被别的衣服给染蓝了。
 
今年6月底，老刘的心血——航空数码相机在一家大饭店开了新闻发布会。因为场合太重要了，一向不修边幅的老刘接到院里的“行政”命令，希望他穿正装。结果，跟了老刘快10年的学生第一次看到老刘穿西装：深灰的西装上衣配着浅灰裤子，不是一套衣服。有熟悉他的人发现：西装上衣是他1999年去美国的时候买的。
 
轮到老刘讲话。正在想事的他直接冲着前面半米高的台子走了过去，想都没想就准备往上跳，没有成功。引导小姐连忙走了过去引着他向旁边的楼梯走去。
 
“老刘总是笑嘻嘻的，很少看到他有不高兴的时候。”学生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他们经常跟老刘没大没小的。一次到山东开会，刘磊走在前面先到了，接待的高校领导问刘磊：刘院士在哪里？刘磊回头喊了一嗓子：刘院士，快点。老刘应了一声，一路小跑过来。校领导急了：这么大年纪，摔坏了怎么办？
 
别看老刘对生活质量要求不高，可是他有个“怪”毛病：对空气的流通要求特别高，因为含氧量低会影响思考。只要他在屋里，不管冬夏，都要开着窗子。到外面出差，人家看他是院士，一般都安排套间，因为感觉空气不流通，他总是要把套间退了住标准间。
 
老刘的脚气病这几年犯的特别厉害。老刘想了个妙招，治疗脚气就要让鞋子透气。冬天时，他上面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脚下穿着夏天的皮凉鞋。一走路，咯吱咯吱响。“这鞋不好。”老刘说。他又开始发明改造，买来一双冬天穿的软底鞋，用锥子在鞋子的四周扎上一圈小眼，又透气又不显眼。
 
老刘得意了，这鞋真舒服！结果他一穿就穿到今年夏天。室外30多摄氏度的高温，他照穿不误。
 
院士？我是搞科研的
 
中国工程院送给每位当选的院士一幅24寸的标准照。很多院士都把这张照片挂在一个显眼的位置。可是刘先林的同事和弟子们几乎都没有见过这张照片。记者一问，把大家都问愣了。同一个办公室的周祚域知道底细：照片的正面冲着墙，斜倚在门后的铁皮柜上。
 
当选院士之后，老刘依然是老刘，周围的人没有感觉出他有什么变化。
 
陈世培是黑龙江测绘局遥感院的副院长。他记得清清楚楚，1987年老刘到黑龙江出差，不用测绘局的同志接站，下了火车直奔办公室。为了节省时间他连宾馆也不住，凌晨一两点钟干完活，直接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
 
如果说老刘当时还算年轻可以理解的话，到了1998年，已经是院士的老刘到四川出差，当地请他住好一些的宾馆，他不同意，依然住在测绘局的简易招待所。10元一晚的小房间，简单的只有一张床，一个小小的黑白电视机。他的理由是，不能太远了，耽误时间。
 
前年，老刘到河南理工大学新校区做实验。新校区距离市区8公里，开车也就十几分钟，但是新校区地处郊外，不具备生活条件。年近70岁的老刘依然要求睡在实验室的单人床上，洗漱在楼里的公共卫生间，吃饭在学生食堂。每晚，整栋大楼就剩下他和警卫。
 
各个单位基本都把院士当成宝贝。可是为了老刘这个宝贝，研究院的领导没少挨上级领导的“批评”。一次国家测绘局开会，局领导又批评院领导：我们测绘的几位院士都配了专职秘书，怎么到了刘院士这里，要车没车，要秘书没秘书？在场的刘先林嘿嘿一笑也不说话。会开完了，去安慰院领导：有的指示该执行就执行，有的听听就罢了。
 
他不配司机的理由很简单：我是搞科研的，下班经常不正点，司机还要等我，没有必要，我自己就可以了。甚至研究院配给老刘的单独一个套间的办公室，老刘也不会享用。一个房间被用作了实验室，另一个房间与同事合用。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类书籍，一进门，要喊一声，一个戴眼镜的小老头才会从书后面钻出来。
 
老刘的椅子全院有名。1973年国家测绘局恢复后的胶合板凳子，没有扶手，上面的油漆早已脱落了。有人张罗给他换个舒服的椅子，他振振有词：换了那种摇椅似的椅子固然很舒服，可是人坐在上面摇啊摇，摇的睡着了。所以不能太舒服，太舒服就不能出科研成果。他还劝下面的年轻人，你们也都坐木椅子吧。
 
别看老刘是院士，可家里人从来没有沾过光。两个儿子对外从来不说自己的老爸是院士，找工作也都是自力更生，院士老爸帮不上任何忙。老刘唯一享受的院士特权就是：走到哪里都带着那张院士证，经常出差的他有了院士证就可以走贵宾通道，节省了不少时间。他说：“这东西真不错。”
 
提起荣誉，老刘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我们知识分子做的是应该做的事情，成果用上了。国家给了这么高的待遇，又评奖，又当院士，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