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不安全，逼出机关国企“袁隆平”？

　　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忧虑，部分省级机关单位、大型国企、民营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或个人自发组织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

　　公众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忧虑由来已久，仅今年以来，三聚氰胺、麦乐鸡、紫砂煲、小龙虾、增白粉、瘦肉精、增白剂、嫩肉粉、烤鸭油、硫磺熏姜、植物奶油等食品安全事件和民众质疑层出不穷，监管滞后如影相随，广为民众诟病。诚然，强势群体自发组织租土地，形成特供食品基地，是对食品不安全现状与焦虑的一种自力救济。但是，这种貌似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桃花园”，却折射出社会群体间诚信缺失造成的畸高交易成本，最终伤害的远不是产业本身，而是更多无力“垦荒种地”的普通民众。某种程度上，这是强势群体对改革发展成果的一种独享。

　　如果说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或个人自发组织去种地，还无可厚非，而机关与国企也乐此不疲，加入“地主”行列，则不仅仅是令人眼馋了，更多的是忧见强势利益者与民众格格不入的“幸福时光”。某些地方机关与国企在“不惜成本做好涉及员工福利的大事”的旗号下，竞相寻找足够大的生产基地，为员工们供菜。这些平时就财大气粗的垄断行业，不愁没钱花，只愁没理由花，这回“食品不安全”的理由堂而皇之，通过此举，机关国企更像一个温暖的大家，何乐而不为?租地种菜，一不小心，培养出一个国企“袁隆平”来，不是没有可能。

　　机关种地，折射福利监督的失控。应以预决算为切入点，除了严格控制“三公支出”外，对各种超标准，不合理的福利开支，甚至是私建小金库的“隐性收支”，必须坚决清理，不能让机关藏着“私房钱”，租地种田。对于国企，决策层已决定提高国企分红比例、扩大上缴红利范围，但是，分红与上缴红利不能只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今天缴了钱，明天变了个脸又回来了。必须将放进公共财政大锅里的国企利润，更多地盛到民生的碗里，这里就包括破解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如此，国企本身还应在保障食品安全的长效机制上尽更多的社会责任，不能总是盯着石油煤炭天然气，也要向“绿豆大蒜小苹果”倾斜。多办些食品种养和加工基地，企业员工吃上放心食品，全国人民都跟着得实惠，岂不是一件大好事?!

　　强势集团“后院种菜”再次警示，必须在立法与监管上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常态督查，问责跟进，将加大违法成本和处罚力度贯穿于食品安全监管始终，更须寻求制度创新和各方投入，共同构筑食品安全的篱笆。如果只是强势群体种上了“自留地”，食品安全了，不仅背离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势，浪费社会资源，而且只有“地主家”才吃上“放心粮”，更加大了“马太效应”，面对食品不安全的焦虑恐惧与不同阶层的利益悬殊，普通百姓如何能够安心?和谐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