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底线的突破与坚守

　　日前，西安一些批发市场发现有含吊白块问题腐竹。经持续追踪，昨日相关部门在重要市场进行检查，要求问题腐竹全部下架。问题腐竹，看似到此就应该结束，但公众的疑惑依然难以消解。查处了一些问题腐竹，其他腐竹是否安全?西安安全了，其他地区是否安全?问题腐竹查处了，其他食品的安全是否得到保障?

　　过去我们说，经营者唯利是图、藐视法律是食品安全问题的直接因素。于是，不断推出法律制度加大对食品安全的处罚力度，甚至去年5月，“两高”针对食品安全刑事案件进行司法解释，明确定罪量刑标准。同时还准备修订《食品安全法》，意欲用重典治食品安全之乱。这个过程中，重典对一些不法分子形成了震慑力，但囿于法律本身具有延后性与不足之处，食品安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治。

　　在法律划清了违法的界限后，人们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对食品安全的根本追寻 ——是商业道德的瓦解，是违法成本过低，还是“温柔执法”的弊端?人们发现，事后的惩处固然重要，但前期监管更为关键。在进入市场之前，将问题食品消灭于萌芽之中，既可以保证社会公众的健康和生命，也为后期工作节省了大量的行政成本。所以，食品安全背后，所指向的是未能跟上市场经济不断扩张步伐的政府监管，即，监管方应摒弃此前的“被动”管理模式，开启积极治理的新局面。从曝光的一些个案来看，监管失效的问题，在于监管流程的缺失，多部门、多环节的分段管理，造成了重复许可、重复监管的结果，也造成了责任界定模糊不清，导致在一些领域需要真正负责任时却相互推诿。

　　去年机构改革，政府升格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组建新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社会期待，权力整合后，新机构能更好地整合食品安全的市场监管职能，从源头上能够防止问题食品流入市场。然而，历经一年的时间，国内大多省份竟然还未完成机构的调整;当面对问题腐竹时，一些“旧体制”下的食药监管部门却表示无权过问，甚至又开始重复过去多头管理的推卸通病——“哪里购买就去哪里举报”。

　　本来，政府部门级别越高，权力越是集中，就越有能力协调矛盾、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这种权力的集中，也是使用重典治乱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条件。但如今在“问题腐竹”上食品安全所遭遇的某些基层单位的推卸责任、以及民不告官不究等问题上，社会公众发现，严峻背景下不能及时理顺权力运作关系，所谓的食品安全底线的坚守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过去那个底线的突破者。

　　也因此，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成了一个基本逻辑链条——重典治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而违法行为背后是基层监管的缺失，监管缺失的背后是被动管理到主动治理之间未能实现合适的转变。当前，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故，都是以一种非正常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所谓非正常，就是安全事件的曝出，常常不是源于管理部门的监管，而是消费者的权益遭到侵害，然后才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调查和处理。

　　于是，要编织健全有效的食品安全体系，就要突破这种倒逼监管跟进的被动模式，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在相关部门的日常工作中，建立起主动的监管框架体系，政府主动出击的公权监管，并强化信息透明性制度，才能突出监管的威慑力，进而培育社会性的制衡力量，如食品行业组织、消费者协会、食品质量检验和认证机构、各类卫生健康组织以及媒介组织的力量，才会产生最严格的监管，才会让监管者回到食品安全底线的坚守人角色中，社会公众摆脱以“吃一堑长一智”式的聪明绕过商品陷阱的无奈，如此才可能促使食品安全走向一个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