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北大清华的目标应该是培养领袖型人才

饶毅：全国综合性大学生物系用一样的教学指导方针是有问题的

饶毅是生命科学界第一位放弃了美国名牌大学讲席教授，全时回国效力的科学家。他的回国在我国科教界和海外留学教授学生中引起了较大反响。人们在追问：一个在海外20多年的人，如何在国内开展工作?一个经常发表文章探讨科教问题的学者，如何具体搞管理?在海外功成名就的人，为什么要回国?

饶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终身讲席教授。

2007年9月至今几个月的时间，并不能解答所有问题。但明显可以看到的是，北大生科院的学生很欢迎他，称饶毅就职生科院院长带来的改变是“颠覆性的”，认为他带着崭新的理念和乐观的态度走进了北大。而他自己也很快开始着手教育改革，给学生带来直接影响。

回国前饶毅就以“敢言”著称。有人称，北大敢于聘用具有品德正直和直言不畏个性的饶毅，也是对北大科学和民主传统的明证。

北大力挺饶毅，并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饶毅也很配合。北大希望他两年内逐渐关闭美国的实验室，但他两个月就做到了。

归属感是回国最重要的原因

《科学时报》：你为什么不继续中美两边跑，而决定全时回国?

饶毅：我思考多年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归属感对我很重要，我属于中国。

我对西方文化、历史了解不少，可以给美国教授讲美国历史。我和夫人吴瑛从做学生开始就一直和美国人有交往，有可以交流个人事情的美国朋友。但归属感是比文化和社交更基本的问题。我认为归属对于后代也很重要，所以将9岁半的儿子带回国，在北大附小读书。

有些时候，我认为“幼稚是希望的源泉”。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反对我全时回国，说国内人际关系复杂，科研环境不好。我觉得，许多事情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就能解决。

教育要有不计功名的精神

《科学时报》：从1995年开始，你就跟国内有学术往来，在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做过研究工作，但都仅限于研究。这次全时回国为何选择了北京大学，并且是院长这样的行政职位?

饶毅：高校我以前考虑得很少，因为仅从科研的角度，高校占的比重在中国比较小。但是高校的研究也正在发展，更重要的是高校承担了教育的责任，对国家长远发展很重要。

对于教育，我觉得，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水平要比改进科研水平需要的资源少，可是长远的效应更大。学院目前在教育、科研、行政体制和文化环境四个方面都有许多工作要做。大力提高科研是必需的，不过这对资源要求比较多，而教育水平的改善是我们花时间、动脑筋就能搞好的。同时，这不仅影响学院、学校，还有可能影响国际科学界或者学生转行的其他行业。

北大生科院每年大约有110名本科生、90名研究生毕业，10年就有2000名学生毕业。如果我们能把10%的学生培养成优秀，那就相当于培养了一批能产生很大影响的人。

《科学时报》：国内普遍存在教授忽视教学的现象。你为什么愿意大力抓教学?

饶毅：这不仅是国内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真正重视教育的教授不多。因为做教育见效慢，而且研究型大学强调研究，晋升、评价都取决于研究成果，而不取决于教学效果。在这种评价体系下，花时间做教学的人自然不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做好教育，对我是一个挑战。

对于教育管理这一工作，我现在的原则是不介意外界暂时的评价，我只要保证自己做好工作，让学生能够受益。学生如果今后出了很好的成果，就是对中国长远的影响。这不是我的政绩，也不可能成为我的政绩，因为等教育有众所周知的效果、学生有了大家公认的成绩的时候，我恐怕已经退休了。

应该培养领袖型人才

《科学时报》：你曾经说北大清华的学生中将来只有1/15继续作科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饶毅：这是我大体了解的情况。15个学生中有14个都不想作研究，即使读了研究生也不想继续科研。这14个学生里面还有10个以上不知道做什么好，只想着离开自己现在学的生物、离开科学。

这么优秀的孩子，当年满怀热情来到北大、清华，结果几年之内很多人熄火了，我们不得不想想个中原因。

我觉得现在全国综合性大学生物系用一样的教学指导方针是有问题的。

北大、清华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出最优秀的研究人员、科学家或学术界工业界的领袖，应该培养能够做出创新性成果的人，而不是一般的技术员。

但我们传统的教学方法误导了学生。北大、清华现在的很多学生考虑的是以后怎么找工作、收入有多少。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在考虑以后怎么做出重要的、先驱性的发现和发明。他们应该想高一些的目标，并努力往那个目标靠近。

《科学时报》：您觉得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饶毅：因为过去20多年的社会影响，很多学生将步骤变成了目的。把上重点学校、出国误认为就是目的，以至于读研究生、出国后不知道干什么好。北大的学生，应该积极地找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不应成为迷茫的一代。

我们每周五都会请一些学者或者企业家来讲他们的经历，对人生的看法。这会给学生提供一些参考，促使学生思考自己的人生。

我们也安排暑期社会活动，让学生可以去国内外的实验室、企业和行政机关，让他们在自己可能感兴趣的行业去获得感性认识。

我们请来作学术报告的生物学家多半是国外的。报告之前我会要求学生先读同领域的文献。我们要让学生看到科学的前景，看到科学有趣的部分，并接触深层的科学，他们才能往这个方向努力。

经历这样的体验，学生自己就能体会到底喜不喜欢科学、要不要做科学、要做什么科学，这是他们在自己花了功夫、有基础之后的决定。

《科学时报》：如何培养学生成为科学领袖型人才?

饶毅：让学生立志作重要的科学研究，成为学术思想的领袖。

在教学上要进行改革，教经典的实验，而不是结论。让学生知道科学不仅仅是一个结论，还有思想和过程。比如返回1960年，你来设计实验——怎么破解遗传密码。

课程的深度可以加强。我们要把课程设置得有差别，这样一些学生的潜力才能显现出来，发现自己的特长。

科学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未知性，而不是给学生一个答案。真正的科学研究，多数时间都是失败的，所以我认为实验不能全是基础性的，要有一部分是探讨性、不确定的、对智力有挑战的。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潜力，让他们往创新型人才的方向走。

在争论中作困难的决定

《科学时报》：作为院长，您如何推进自己的想法?怎么看待自己承担的风险?

饶毅：我现在一半时间做行政工作，一半时间在实验室。

做行政工作首先要支持大家的工作;另外要有对长远发展的规划，有大家认同的理念，还要有具体的激励人的方法。过去作研究只管自己一个人、一个实验室，有时候写写文章。现在不一样了，如何让老师学生积极参与?这是一门艺术，我也正在学习。

还要作一些困难的决定。一些发展的问题不应该由所有人投票决定，这样常常会进步很慢甚至倒退。真正作好一个重要的决定就绕不开争论，在有争论的情况下，要权衡利弊作出决定，敢于承担责任、往前走。

至于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回答，再过些年吧。

(原题《饶毅：在争论中作困难的决定》，载于《科学时报》2008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