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医改细节:我们能从中获益什么?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烦恼:到医院买实用廉价的药,发现这种药消失了;身患重病的失能老人,因医院不让长住,养老院照顾不好而焦虑;大医院 “看病难、看病贵”,可身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又没有信得过的医生。北京市23日出台的深入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措施,能否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能从中获益多少呢?
价格低、疗效又好的药品,自然会得到众多患者的青睐。但具体到现实中,越是这样的药品,却越容易在市场上出现短缺,甚至绝迹。由于此类药品往往利润比较低,不管是生产药品的企业,还是药店、医院等销售场所,都不太愿意采购。
0.3元钱一支的氯霉素滴眼液,2元钱一支的红霉素软膏,这些老百姓熟悉的廉价药正在从市场上消失。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曾公开表示,由于不少廉价药品招标价长期低于成本价,企业无利可图,只好停止生产,我国每年都有多种廉价药品消失。
“北京市近年来推进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价格水分不断往外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药价。”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说,但对于一些药品来说,价格低不一定都是好事儿,还应该注意药品质量和供应的问题,一些廉价实用的药品遭遇“降价死”,没有企业生产供应,这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北京市此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对于那些真正实用廉价的药品,积极探索基本药物招标“定点生产”,保障基本药物的安全供应。“就是要避免低价恶性竞争,对于这些廉价药品,要通过‘定点生产’的方式保障供应,好用廉价的药品会回来的。”韩晓芳说。
目前,北京有5家三甲医院试点“医药分开”,取消挂号费、诊疗费和药品加成,设立医事服务费。2014年,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将进行“医药分开”。“也就是说,将来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药品都要实行零差价销售,患者用药会更便宜。”韩晓芳说,医事服务费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基层的报销比例将明显高于大医院。
北京的孙先生患有帕金森症,在北京宣武医院住院治疗10多天后,因为床位紧张和“平均住院日”的规定,需要离开医院。回家后保姆虽能照顾日常生活,但医疗方面的护理很难做到位,这让孙先生的家人十分苦恼。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表示,带有康复、护理的护养床位是目前北京最缺乏的。由于病情、经济状况等原因,重症老人在医院治疗出院后,大多很难被养老机构接收,多数“护理员”就是自己的老伴和子女。身体上的痛苦逐渐发展影响到心理,这些老人生活质量偏低。
过去一年,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向居民提供“临终关怀服务包”,为癌症晚期患者和家属提供了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合理使用止痛药等服务,不仅简化了临终患者的诊疗程序,还降低了治疗费用,癌症晚期患者由二级、三级医院每日平均3126元的治疗费用降到社区每日平均243元的水平。
韩晓芳说,北京市将探索提供多样化“服务包”试点,针对老年人、重症患者等在医疗、康复方面的实际需求,试点以不同类别、不同病种“服务包”的形式提供签约服务,病人和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家庭医生式服务”。
那么这种“服务包”如何收费呢?韩晓芳说,将建立“政府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用、医保支付基本医疗费用、居民个人合理分担个性化特需服务费用”的三方支付体系,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有效提升慢性病管理、重症康复、健康管理等服务水平。
患者宁愿在大医院排队,也不去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主要是担心社区“看不了病”“治不好病”。很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虽然更新了设备,但会看病、善治病的临床医生仍显不足。
北京市现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岗人员32036人,按2012年底常住人口及编制标准测算,北京市共需社区卫生人员约5.1万人,缺口较大。“远郊区县基层卫生机构人员短缺的问题尤其突出。”北京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处长许峻峰说。
根据北京市出台的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文件,北京市远郊区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的对象范围,可放宽至京外省级医学类普通高等学校医学相关专业本科毕业生。
北京将完善上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间对口支援关系,建立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流动和培训的长效机制。严格执行城市医院医师晋升主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职称前到农村服务累计一年以上的政策。“要将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时间作为医生职称评定的硬性标准,鼓励大医院医生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韩晓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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