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st:新药之苦与甜

　　在市场经济交易的所有商品和服务中，药物或许是最具争议的。尽管药物都是由私营公司生产的，但它们却等同于一种公共利益，不仅因为它们可以预防流行病，还因为同为社会成员，健康人比病人发挥的作用更大。它们承载的道德影响力是大多私营商品所不具备的，因为人们会普遍认为自己应享有医疗保健的权力，而不会普遍认为自己应拥有智能手机或运动鞋。创新是主要的生产成本，所以药价要远远高于制药成本，这使得许多穷人买不起药。企业往往保护药物所代表的知识产权，并起诉那些试图以低价生产销售ZL药物的公司。有了种种这些原因，医药公司往往被人看作是吸血鬼，他们剥削病人，无视穷人的苦难。

　　这些批判在10多年前HIV蔓延之时达到了顶峰。当南非政府试图使艾滋药品的廉价非ZL仿制品进口合法化时，医药公司诉诸了法院。这个案子被戏称为”大型药企与曼德拉的对决”。这是医药行业最糟糕的时期，最终它还是明智地做出了让步。

　　如今关于药价的争议再一次高涨。维权人士提起诉讼，以求阻止美国监管机构刚刚批准的一种新型丙型肝炎药物在印度申请ZL。从巴西到英国，其它一些国家也正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冲突。但主要战场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谈判桌。该协议是亚洲和美洲国家间计划达成的一项贸易协定。但各方目前尚未达成目标，原因之一就是药品定价问题。

　　根据1994年各国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各国政府可允许一家非ZL药品制造商来生产ZL药品。美国是全球多数大型制药公司的所在地，其消费者支付的药价高居全球榜首，也让世界其它地区的药价得以保持在相对低位。现在，它希望利用TPP协议来限制对仿制传染病类药物的强制许可，而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则希望让医药公司获取ZL的过程更为艰难。

　　药价争议再起并非源自一次突发的紧急事件，而是源自各种广泛、长期的变化。富国想要削减医疗保健成本，而在新兴市场，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曾经在富国常见的疾病日益增多。人们对于癌症、糖尿病和其它慢性疾病药物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新兴市场的各国政府希望让更多的人得到治疗，但药品在医保开销上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印度44%，中国43%，而英国和美国仅占12%。同时，一波创新热潮正在产生昂贵的新型疗法。2012年美国监管局通过了39种药物，这是自1996年以来种类最多的一次。尤其是癌症治疗，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

　　模棱两可的界限

　　在 HIV的高发期，强制许可仿制药的观点极有市场，因为在流行病爆发期间，药物应该尽可能地普及，以防止疾病扩散。但这一强制许可也阻碍了创新，并且随着未来新兴市场对医药公司收入贡献越来越大，这一特点也将愈发明显。此外，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愈发繁荣，其精英人群也将越来越富有，让贫穷的美国人为富裕印度人提供药品补贴的理由也不那么充分了。

　　如今的问题则是新的一种，即一波源于年龄增长而非不可控病菌的疾病正在稳定爆发。这就需要定制的经济型药物。通过药价多样化——对美国和英国人的收费要高于非洲人——企业可以在增加利润的同时扩大市场，使股东和患者双双获益。一些公司正在试行这一办法。瑞士公司罗氏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印度和埃及提供低价药品组合。

　　不过，这也存在一些风险，也就是所谓的”分层定价”。人们可能会在药价低的国家购买药品，再在药价高的国家进行售卖。因此更好的定价办法需要更强有力的制度的支持，以防止通过法律废除知识产权，或者通过不正当交易进行破坏。正因如此，尽管美国倾向于保护医药公司，但仍在向正确的方向推进TPP。更多的强制许可已经不再符合全球患者的利益，保护药品ZL权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