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关注中国环境污染危机

　　近日出版(5月8日)的《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自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西部能量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王强(Qiang Wang)的评论性文章，作者呼吁中国公民必须采取行动来挽救我们的环境。

　　文章指出，北京的空气污染如此的严重，以致于有时市民在街上步行都戴着口罩，初来北京的人会很快感到咽喉不适。空气污染取代了食品安全和清洁饮水，成为了中国立法者的一个重要议题，中国已制定出了一项应对空气污染的计划。政府的目标是到2015年，将中国13个重点区域117个城市的PM2.5浓度降低 5%，将PM10和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降低10%。

　　这样的举措虽然准确及时，但如果不付诸切实的行动将不会产生任何根本的改变：中国需要设置国家煤炭使用的上限，找到方法来限制汽车排放量。到目前为止，北京是唯一制定了煤炭消耗上限计划的城市，讲2015年年煤炭消耗量设置为1500万吨。然而，即使政府计划中列明的其他116个城市也限制它们的煤炭适应，对于空气质量的影响也将是有限的——煤炭密集型产业只是简单地转移到了中国其他的地区。中国应该在今年1月发布的全国能量使用总量计划基础上，实施一项全国性的计划设置煤炭使用上限。

　　尽管煤炭为中国提供了70%的能源，设定上限并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多年来，无效和重复的基础设施投资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其导致了钢铁、水泥和机器等大量的能源消耗。2011 年，中国消耗了全球21%的能源，占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这表明通过向服务模式转换，无需更多的能源，中国有可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将它的GDP翻倍。

　　比较难控制的是中国的汽车排放量激增。超过了2009年美国和2012年欧洲的销售量，汽车已成为空气污染的第二大来源。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汽车拥有者迅速增多，自上而下的限驾措施影响不大。就以北京为例，一半的登记车辆没有在指定工作日上路。法规设定，在某些日子里只能驾驶车牌尾数为偶数的汽车，也只是使得人们采用购买第二辆汽车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在上海，即使新车牌的费用已经上涨至中国一辆廉价车价的3倍，汽车车主的数量还在继续攀升。

　　王强认为，普通公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中坚力量，每个公民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并从自身行为做起。他指出，公众的压力已促使政府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例如监控和发布PM2.5数据，修订空气清洁方案等。近年来，地方性的抗议活动也成功地阻止了个别污染项目的建设，其中包括厦门和大连的对二甲苯工业化工厂建立，广东番禺的垃圾焚烧场计划等。

　　最后，王强表示要想喝上纯净水，中国公民可以购买净水器，担心毒奶粉的公民可以购买进口奶粉。然而当空气受到污染时，人们没有理由不去为之抗争。中国的个体环境利益相关者应该抓住机会，推动公民社会维护环境。人民的空气应该受到保护，真正做到民治，民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