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研究惹争议：当科学撞上伦理

　　对于人类胚胎研究，争议一直存在。

　　4月22日，自然网站的一篇报道称：中山大学的黄军就团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人类胚胎上进行的基因修改实验，他们利用基因编程技术CRISPR/Cas9，修改了β珠蛋白基因，而该基因突变会导致地中海贫血。论文发表在国内期刊《蛋白质与细胞》上。

　　这项研究因首次对人类胚胎作出修改尝试而引发国内外的巨大争议。据称，该论文最初投给《自然》与《科学》杂志，由于伦理道德争议被两家杂志拒绝。

　　伦理框架下的实验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助理研究员王承志是国内最早对此次事件公开发表评论的人之一。

　　黄军就等人研究使用的是医院丢弃的有问题的胚胎，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被广泛使用。而知情人士也向记者透露，他们的实验是在伦理委员会批准的框架下进行的。

　　《中国科学报》记者联系到刊发这一文章的《蛋白质与细胞》编辑部，编辑张晓雪告诉记者，这项研究符合我国法律，不过，这也提醒他们关注到进一步完善人类胚胎相关研究规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问题。

　　“我并不是想做批评，我只是想表达对未来的担忧。”王承志说，试验本身并不存在伦理的问题，也没有越过伦理的界限，却已触碰到了这个界限。

　　确实，也正因为此，黄军就等人的成果引起来自国内外科学家的争议，并且在前期这篇文章曾被《自然》与《科学》拒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存在伦理争议。

　　哈佛大学干细胞生物学家乔治·戴利说，这是世界上首例运用这一技术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尝试，是一个里程碑，当然，也是警告，给那些认为基因编辑能完全消除疾病基因者的严厉警告。

　　当然，也有不少支持的声音。一位领域内的专家告诉记者，黄军就的研究属于实验室内的基础研究，并不是要把这个技术用到临床，而从科研的角度来说，这只是一例实验。

　　从基础研究来说，动物胚胎是常用的实验材料，但“倘若基础研究的成果要在人身上使用，用人的胚胎做实验可能会得到一些更直接的信息，这对于认识一般胚胎发育规律也有一定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这样认为。

　　对技术的争议

　　黄军就的团队用了86个废弃胚胎做实验并发现，DNA编辑只在其中28个胚胎中成功，也就是成功率大约为30%。记者曾多次邮件联系黄军就本人，但截至本文发稿，没有收到回复信息。

　　黄军就此次研究使用的“手术刀”是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这项技术利用细菌用来保护自己免受病毒袭击的一个系统，其允许科研人员切掉选择的基因，插入新的基因。

　　目前这一技术已经在动物实验中应用得比较多。但上述专家告诉记者：“废弃胚胎更接近于人的胚胎，相关规律的研究也会变得更加清晰。”

　　不过，对于这一技术的安全性，科学家们目前还没有十足的保证。黄军就等人的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脱靶效应。黄军就在论文中指出：“想要对正常的胚胎进行编辑，成功率必须接近100%。这表明目前该方法还非常不成熟，因此我们暂停了。”

　　黄军就说：“我们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在这种胚胎中进行基因编辑究竟会发生什么，而不是没有任何数据地去讨论它的好坏。”

　　上述不具名专家表示了对黄军就等人实验的支持。“每一次科学出现革命或者生殖医学进行革命的时候，都会有一定伦理的考虑。体外受精刚开始时也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在他看来，任何技术都是双刃剑，不能因为手术刀可以作为杀人工具就不去使用。

　　王承志则认为，目前还没有发现有疾病严重到需要突破伦理的限制，需要在人的生殖细胞或者胚胎上做实验。“这个试验的目的是想最终消灭一个遗传疾病，那么就没有可以取代的方法了吗？”

　　争议的最终目的

　　不管怎样，科学家们还是承认，基因编辑技术为重大罕见遗传疾病的治疗提供了可能性。

　　“基因组编辑用于修改人类胚胎DNA引发争论的本质不是基因组编辑本身，而是因为使用的材料是人类胚胎。”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邱金龙说，任何关于人类胚胎的人为操作总是引起激烈争论，所以科学家应慎重对待人类胚胎的研究。

　　王承志也表示，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对人类未来有应用，但他希望仅仅用于体细胞，而不是生殖细胞和胚胎。“伦理和科学技术是同等重要的，但是科学界对这点的认知还远远不够。”

　　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赵国屏的认同。“伦理一直是生命科学领域很重要的议题，近几十年来，伦理问题已经由社会对生命科学的要求变成科学家自觉的要求。”

　　一位专家还是表示了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终极期望，他告诉记者，人们最终的梦想是在生殖细胞或者胚胎里编辑，以防止可怕的基因突变进入下一代。

　　如果要获得更大的研究意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实验研究。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争议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规范这一领域的实验，制定出明确的规范标准。

　　“利用基因组对胚胎进行改造，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有相当多的基础和转化研究需要长时间全面而深入的努力。”赵国屏说。

　　而对于人们对基因编辑技术的争议，邱金龙认为，国家需要制定出合理的监管制度来积极规范和推动基因组编辑的研发；研究人员和监管机构也应该帮助和促进公众对新技术的理解，从而提高社会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