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广州生科院：让药物创新多点“洋气”

广州生物院院长裴端卿

　　黄皮肤、白皮肤、棕皮肤，走进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以下简称广州生物院）的任何一间实验室，你很可能会看到肤色各异的科研人员穿着同样的白大褂，用英文交流着。

　　从2003年广州生物院筹备时开始，这个坐落于岭南古城的研究机构就注定要走上“洋气”的发展道路。10多年来，广州生物院已成为会聚国际高端生物医药人才的科研殿堂。

　　搭起中国与国际的“桥”

　　今年，是广州生物院首席技术官米奇•托尔托雷拉（Micky Tortorella）到这里工作的第6个年头。2009年来到中国之前，他曾是美国杜邦制药公司的研究科学家、全球以研发为基础的最大生物制药公司之一辉瑞公司的高级研究员。

　　米奇很喜欢现在中国的工作。在他来到广州生物院之后，广州生物院在广州市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下，成立了药物研发中心（DDP）。米奇成为这一国际化平台的负责人，他的目标就是建立起完整的药物研发链条，架起基础科研与药物研发之间的桥。

　　“美国的药要进入中国市场很容易，但中国的药要想推到美国的市场却很难。现在，中国没有一种药是作为创新药物进入美国市场的。”米奇说。米奇心中的这座“桥”不仅要架起中国创新药物走上世界市场的路，也要架起中国科研机构与国际科学家的通道。

　　“DDP可以被称为最能体现广州生物院国际化的地方。我们有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家团队。”米奇说。如今，他已将这个平台打造成拥有60多人的药物研发团队，这样的国际合作也降低了DDP研发药物的风险和费用。“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还会带来更多药物研发的资源。”

　　不仅如此，DDP建立了多个新药研发国际合作伙伴，为了提高药物研发效率，DDP还成立了国际委员会，审查、监督、评价DDP的全局决策。“委员会和部门主管要确保DDP能够为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选择最好的项目和技术，确保DDP的研究方向和成就达到或超过国际一流标准。”米奇说。

　　“能简单就不要复杂”

　　作为广州生物院院长，裴端卿在美国也有多年的科研经历。“科研活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过程。”裴端卿说，来自国际的科学家不仅为研究机构带来了人脉和科研资源，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不同的做事方法和规矩。

　　从化合物的结构模拟到获得知识产权，药物研发通常是个漫长的过程，经常涉及多个团队，对团队的综合能力要求也较高。鉴于此，广州生物院尝试了一种新的管理方式，打破了目前常见的课题组长负责制，采用“项目为主”的科研团队组成方式。“能简单就不要复杂。”裴端卿说。

　　对于长期在DDP工作的海归、高级药物研发人员张艳梅来说，新的管理方式让她觉得更加开放和自由。“在传统的实验室里，课题组之间的交流很少，而在这里，我可以和任何一位科研人员交流项目上的事情。”张艳梅说。在DDP平台上，张艳梅与美国圣特路易斯大学教授John J. Talley合作，研发出了用于治疗癌症的新型COX-2抑制剂。

　　2014年，广州生物院与美国Euclises 药物研发公司共同宣布达成关于加速开发用于治疗癌症的新型COX-2抑制剂的协议。“这很可能成为第一个打进美国市场的中国药。”米奇说。

　　一串长名单

　　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药物开发、科研仪器装备研制等领域，广州生物院的合作名单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如美国加州再生医学研究所、英国伯明翰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莫利斯•威尔金斯中心、以色列魏兹曼科学研究所……

　　10多年来，广州生物院一直在扩大对外科技合作的网络，已与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有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像DDP一样，该院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是通过国际招聘的渠道引进回来的。也正因如此，这里被国家外专局授予了“国家引进国外智力示范单位”称号。“我们在《自然》《科学》等平台上刊登我们的招聘启事，回应的人很多。”裴端卿说。

　　如今，广州生物院承担了基金委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专项、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计划项目等多个国际合作项目，这些都成了广州生物院引进各国顶尖生物医药学家的有力渠道。

　　“在国外，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合适的机会作自己喜欢作的研究，但是在这里，我们有更多的自由。”2010年从美国DMXinc制药公司归国的新药筛选平台负责人涂正超说。

　　或许，正是这样的自由与开放，让各种肤色的生物医药专家凝聚在一起，共同推进中国的药物创新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