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琦委员：科研导向和项目导向一个不能少

　　“要抓紧梳理军工科研院所发展曾经的经验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两会期间，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院长罗琦委员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军民融合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今天，应该完善军工科研院所管理体制，变曾经的“项目导向型”为“科研导向型”。

　　罗琦的感慨，源于航空专家唐长红委员的一段回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航空类科研院所经历了几番大起大落：项目上马则忙，项目下马则闲，一遇到型号研制任务“空窗期”，就有人离开队伍，另寻出路。

　　不过，这一问题并非军工科研院所独有。上世纪80年代科技体制改革实行项目制以来，我国政府属研究机构的经费配置，逐步形成了国家稳定的财政拨款和竞争性的项目资助二元格局。

　　“在新的时期，要有新的思考和布局。在科技投入机制体制方面，能否把以项目为主体的投入方式，转变为对项目投入与对机构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在政协小组讨论中，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委员提出建议。

　　“科研围绕型号转”导致缺乏持续动力

　　罗琦这么评价航空、船舶、核和核能等领域军工院所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情况——“一直处在动荡中”。

　　上海财经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严剑峰曾撰文写道，中国的航空科研基本上围绕着特定型号的需要而展开，即“科研围绕型号转”。“型号牵引”型的科技发展思路导致中国航空科技发展缺乏连续性、长期性，一旦型号研制任务完成，航空科研就没了动力和新的方向。

　　“这些都是教训。现在需要我们回看当年的历史，探讨军工科研院所究竟应该怎样发展。“罗琦认为，从我国航天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实行科研导向，科研院所带动工厂一道发展，这种模式或许值得借鉴。他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是政府能够支持和引导军工院所加强基础、前沿和自主创新的科研能力发展，制定长期规划，进行战略部署。

　　“让科研人员不再天天找饭吃”

　　虽然所处单位性质和军工科研院所不尽相同，但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委员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符合国家需求的项目攻关，确实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这些项目只会聚焦某些领域，一些重要课题可能会被搁置。”

　　万建民举了个例子。在作物遗传育种方面，种质资源的收集很重要，它们能将人类农业文明永久承载。“但如果国家没有这方面的项目，没有相关经费的拨付，这一工作的进展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农科院曾经有一项统计显示，科研人员用于科研的时间有很大一部分是花在争取项目、参加会议、项目检查、总结验收等方面。不过，现在的情况已经好转。2013年，中国农科院实施了一项旨在整合农业科技资源、探索科研机制改革的科技创新工程。时任作科所副所长的王述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创新工程提出稳定支持60％的经费比例，这让科研人员不用再天天找饭吃。我们现在是根据未来10年的方向做研究，大家能安心搞科研。”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出台《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基础前沿科研项目、公益性科研项目、市场导向类项目以及重大项目四类科研项目实行分类管理。具体来说，对基础、前沿科研项目，要突出创新导向，聚焦原始创新，充分尊重专家意见，通过同行评议、公开择优的机制遴选项目，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实施环境；对公益性科研项目，要强化需求导向和应用导向，提高项目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对市场导向类项目，要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采用“后补助”及间接投入等多种方式支持，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资金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以及企业主导项目组织实施的机制；对事关国家战略需求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突出国家目标导向，主要通过定向择优等方式遴选优势单位承担，并组织其他单位协同攻关，强化承担单位的主体责任。

　　稳定支持经费的“投入产出比”无需担心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与光电技术实验室主任王向朝委员一直强调，应对科研院所经费进行分类管理。中科院近年来的一项尝试，按照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等4种类型，推进研究所分类改革。王向朝对此非常肯定。

　　“不能因为分类管起来麻烦，就搞一刀切。该精细化的，就要精细化。”王向朝还有个建议，“对这种先行先试，国家层面上也要有稳定支持。如果只凭科研院所自己的力量推动改革，恐怕不一定能顺利实现改革目的。”

　　而提高稳定支持的经费比例，又引发一种疑虑——会不会成了“吃大锅饭”，效率怎么保证？

　　王向朝认为：“第一，不要低估科研人员的敬业精神；第二，也不能因噎废食呀，我们在管理上，在激励机制、评价机制上，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的手段非常多，为什么非得用让人‘断炊’的方法来提高科研效率呢？”

　　而万建民也认为，不用担心稳定支持经费的“投入产出比”问题，因为对科研工作的评估、考核、检查和监督会一直存在。稳定支持经费比例的提高，能让科研人员有余力面向更长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