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涛：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成功的外部因素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成长环境及科研实践，对于科技领军人才成长和培养有明显的启发意义：一个科学家的成长成才不仅在于自身努力，还要有配套的合适的外部环境。

　　●应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为人才成长提供物质支撑，努力营造良好家庭氛围为人才成长提供强大基础，强力创造优越的学习条件为人才成长提供催化力量。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之所以作出杰出的科学贡献，必然有其内在规律。一般认为科技人才成长是内外因素结合的结果。本文主要考察、分析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

　　从获奖者出生地域分布上看，省份之间极不平衡，相差悬殊，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中西部省市极少。

　　20位获奖者主要分布在全国12个省份，辽宁省产生了3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京津沪地区共产生了6位获奖者；1/4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出生地为长三角地区。而这恰恰与我国两院院士出生地分布惊人的相似。他们大都历经这一代杰出人才成长的相似路径：曾就读于新式学堂，进国内最好的高等学府，有留学海外的经历。

　　20世纪初，江浙地区较内地更早进入现代文明，西方现代技术与当地工农业融合。当地人的求学方式和教育理念也因而发生改变，相应的技术学校兴起，新式学校普遍讲授算数理化。作为西学传播的中心，上海形成中国最初的都市，东往上海念大学也成为一时的风潮。例如，2010年获奖的王振义是江苏兴化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2008年度获奖者徐光宪出生于浙江绍兴，24岁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2000年首届获奖者吴文俊在上海出生，21岁时就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毕业。还有出生于浙江温州的谷超豪，江苏南京的吴良镛等。

　　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区域和历史的优越性加上政策的鼓励与扶持，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人民的生活水平较高。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决定获奖者总体成长的最根本性的因素。

　　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必要的经济基础是获奖者成才的物质条件，获奖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的前半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社会激烈动荡不安的时期，但还是有能力或者有办法送年幼的获奖者去读书，接受现代科学教育。在科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良好的家庭环境是重要基础。

　　吴文俊出身于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读书人，在乡间私塾教课为生。父亲有浓厚的爱国民主思想，英语水平非常高，后在医学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

　　袁隆平祖父曾任海南文昌县县长，父母为知识分子，父亲袁兴烈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中文系，母亲华静自幼在英国教会学校读书，任过教师。

　　黄昆的父亲当时是中国银行高级职员。母亲贺延祉，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也在银行工作。二哥黄宛是我国著名心脏内科专家。伯父黄子通在燕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

　　王选家学渊源，满门俊秀。他的曾祖父是同治进士，外祖父是中国第一代留学日本的学生，回来后在清朝学堂任理工科教员。父亲王守其毕业于南洋大学（现上海交大）铁路管理专业。王选的四个兄姐也都声名卓著。大姐是医术精湛的专家，大哥成为煤炭系统全国劳模，二哥二姐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金怡濂的父亲是天津电话局的工程师，毕业于南洋公学，后到美国学习，回国后分配到天津工作。父母亲都是搞技术的。

　　叶笃正的父亲官至清河道道台，后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叶笃正的父亲让孩子们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叶笃正一家出了三个院士。

　　吴征镒院士五个兄弟中，有三位是院士：吴征铠、吴征鉴、吴征镒，一位著名文史学者、戏曲学家吴白陶，以及资深工程师吴征莹。吴氏兄弟深受祖父吴筠孙及测海楼藏书的影响，其外祖父刘家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吴征镒祖父吴筠孙，晚清光绪甲午年（1895年）恩科考取第4名，在江西九江做浔阳道尹。吴征镒的外祖父刘启彤是同治年间和詹天佑一起被派往美国学习的幼童，后来是我国第一代外交家。

　　师昌绪出生在一个“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大家庭。伯祖父是前清进士，父亲是前清秀才。师昌绪从小就喜欢读书，也非常用功，经常独自躲到家里一个僻静的小院子读书，是个标准的“书呆子”。

　　谢家麟的父亲是当年哈尔滨的名律师，不错的家境使他得以进入当时北平有名的汇文中学。

　　除了王忠诚、王永志、李振声出身农民家庭，幼年家庭经济困难，其他均属知识分子家庭。获奖者夫妻为同行的13人，大学是同学关系的8人，有师生关系的2人，夫妻均为院士的3人，兄弟均为院士的有吴征镒、王选，兄弟均为杰出人才的有黄昆、叶笃正等。

　　20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均毕业于中国名牌大学，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共培养了9位获奖者，根据科学累积中的优势累积作用，获奖者在向科技领军人才转变的过程中，其在科学领域的优势，使其有资格进入一流大学学习，而一流大学又为他提供了一流的学习资源，包括优越的学习条件、资深教师的教导、优秀同学的相互促进等。

　　除此，12位获奖者有海外留学经历，其中主要以留学美国和苏联为多。可以看出，海外留学为我国的科研事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航天科技，两位航天领域的获奖者均于上世纪50年代留学前苏联，也由此可见当时前苏联的航天科技对我国影响之深。

　　1945年8月，黄昆到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做了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莫特的博士研究生，莫特对黄昆学术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吴文俊幼时喜看历史书籍，对数学并没有多大兴趣。是一位姓武的老师的精彩课程，改变了他对数学的看法。他和数学大师陈省身的结识，使他走上了拓扑学研究之路。

　　袁隆平的知识分子家庭环境和良好的教育经历，使他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特别是擅长英语和游泳。即便没有出国留学，但他始终关注国际学术动态。

　　徐光宪深受导师C.D.贝克曼的器重，导师极力挽留他继续留在美国进行科学研究，推荐他去芝加哥大学R.S.莫利肯教授处做博士后。

　　王永志从苏联留学回到祖国，曾受钱学森的亲自指导。他认为，自己能够走上航天之路，并取得今天的成就，与钱老的谆谆教诲和不拘一格推荐他担当重任密不可分。

　　刘东生说，如果没有李四光等老一辈地质学家对自己的传道授业解惑，自己也许不会在地质学的大道上走这么远。

　　吴良镛感谢两位恩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教诲，“梁先生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他对事业和国家的热爱，对专业的执著，对学生的诚恳”。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成长环境及科研实践，对于科技领军人才成长和培养有明显的启发意义：一个科学家的成长成才不仅在于自身努力，还要有配套、合适的外部环境。应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为人才成长提供物质支撑，努力营造良好家庭氛围为人才成长提供强大基础，强力创造优越的学习条件为人才成长提供催化力量。

（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