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多氯联苯，不能忘却的幽灵

多氯联苯曾经在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其性质稳定，长期被广泛用于各生产领域。

　　多氯联苯几乎不溶于水，一旦自然水体受到其污染，便会产生长远影响。另外，大部分多氯联苯最终都被沉积物吸附，因此沉积物是其主要的环境归宿。再有，它还可能通过饮水途径对居民产生致癌风险。

　　尽管多氯联苯带来的危害目前已经被注意到，但对于一些性质相似的有机污染物仍需保持警惕，最终消除它们的持续性伤害。

　　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收到了一份上诉材料——民间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以环保部拒绝公开多氯联苯（PCBs）调查结果为由，正式起诉环保部。

　　去年11月，四川资阳曝出废旧电力电容器封存点污染状况堪忧。自此，全国对多氯联苯遗毒给予广泛关注。

　　据研究显示，多氯联苯属于致癌物质，容易造成脑部、皮肤及内脏疾病，同时会影响神经、生殖及免疫系统。另外，它对环境危害严重，其可怕程度足以让人“谈虎色变”。　

　　目前，多氯联苯还在哪些地方存在？广泛危害性何在？如何应对？　

　　多名环境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防治多氯联苯污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封存点资料丢失导致对过去封存、使用情况知之甚少，因而实施防治无从下手。 

　　起诉环保部

　　自2007年首次听闻四川资阳机车厂患病职工郭汝中反映有关多氯联苯的问题时，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便一直希望亲赴资阳一窥究竟。

　　去年10月13日，毛达终于如愿前往资阳。在仔细观察现场和查阅文献后，毛达发现，资阳的多氯联苯污染问题被整整埋没了20年。 

　　同样收到郭汝中来信的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吴水平在研究中发现，至今资阳机车厂封存点附近仍有高浓度的多氯联苯。 

　　“郭汝中提到的封存点旁边，如今就有开发商在修新楼，市政府也在不远处。”吴水平对记者说。 

　　对此，毛达认为，正是因为缺乏更多的知情者和外部干预，问题才得不到及时回应和解决。管理部门若再不带头正视我国多氯联苯污染的历史和现实，不主动公布调查信息和接纳公众参与，类似的悲剧可能还会继续在其他地方上演。

　　3月6日，达尔问向国家环保部提出公开信息——“2010年完成的8个重点省份非电力行业含多氯联苯电力设备及其废弃物清单调查结果”。

　　两个星期后，达尔问工作人员王秋霞欣喜地等来了环保部的回复。不过，令她感到失望的是，回复仅一页纸，寥寥数语便将她精心准备的信息公开申请拒之门外。 

　　在回复中，环保部称其要求公开的信息属“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内部管理信息”，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第二条，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务信息”，因此，“我部不予公开该信息”。 

　　记者注意到，这是2012年环保部第26号信息公开告知书，在前25号告知书中，不知得到公开的信息有多少。 

　　让王秋霞还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在2011年6月公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环保部公开表明“完成了8个重点省份非电力行业含多氯联苯电力设备及其废物清单调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申请了这一信息的公开。”王秋霞对记者说。 

　　毛达也告诉记者：“我们本来认为环保部会依申请公开调查结果。”　　

　　随后，达尔问开始寻求法律帮助，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娟接受了委托。她认为：“达尔问所申请的是环保部公报中所提及的环境调查结果，也是中国履约计划的阶段性成果，不应属‘过程性信息’。”　

　　同时，据达尔问了解，于2001年5月22日通过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第十五条要求规定，每一缔约方应向秘书处提供关于其生产、进口和出口每一种化学品总量的统计数据，或对此种数据的合理估算。 

　　但是，在公约秘书处的网站上，达尔问却并未找到中国提交的报告。“据称，中国只提交了纸质版的报告，并没有电子版的报告。”毛达说。　

　　近日，记者从其他渠道得到一份2009年提交的中国履约国家报告。在关于消除多氯联苯进展情况的部分中，“贵国是否已经制定战略，用来查明由多氯联苯所构成或多氯联苯含量高于0.005%的库存”、“贵国是否已经制定战略，用来查明多氯联苯或多氯联苯含量高于0.005%，或被含量高于0.005%的多氯联苯污染的在用产品、物品和废弃物”等问题的回答均为“是”。

　　当记者与报告上提供的环保部联系人张洁清取得联系时，她以“不是专家”为由拒绝了采访。

　　最终，4月6日，李娟配合达尔问整理好上诉材料，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材料中包括环境公报中提到的调查结果及斯德哥尔摩公约对公开信息的相关要求。”李娟告诉记者，“按照惯例，法院需要7个工作日审核上诉材料，本周内应该会得到回复。” 

　　截至记者发稿时，李娟和达尔问仍在等待法院的回复。而至今环保部对此也没有回应。　

　　不过，据毛达透露，如果环保部在上诉过程中有所回应，达尔问可能会撤诉并与之协商信息公开事宜。李娟解释：“我们并不是向环保部叫板，不是为了上诉而上诉，而是真诚地希望调查结果能够公开。” 

　　被遗忘的记忆

　　多氯联苯信息公开缘何如此周折？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新会告诉记者：“目前，多氯联苯最大的问题是封存点、埋藏点附近居民暴露过多，而有关封存点的资料已经找不到了。”

　　回溯历史，我国多氯联苯的使用和生产与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分不开。

　　1964年，在中苏交恶、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频频干扰下，我国开始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部省份都是三线建设的重要阵地。1973年，国家正式发文重点建设贵阳、重庆、安顺、绵阳4个重点城市，这4个城市又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　

　　在1964年到1980年期间，国家在三线地区共审批1100多个中大型建设项目。“三五”计划期间，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制造业和铁路运输的投资，占该地区总投资的72%，有评价称，三线建设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

　　多氯联苯便在这场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无色或浅黄色的油状物质由于其性能稳定，自发明并实现工业生产后长期以来被广泛用于各种生产领域，如变压器、电容器的绝缘油、油漆的添加剂等。

　　我国多氯联苯的生产从1965年开始，到1974年被禁止。近10年间，共生产多氯联苯10000吨，其中用于电力变压器和电容器的约9000吨，其余1000吨则主要为油漆添加剂。　

　　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教师张志的估算，如果加上进口电容器的使用，我国多氯联苯使用量累计达到20000吨。

　　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来，许多三线建设单位开始逐渐调整。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咸阳、襄樊、汉中、德阳等邻近中小城市。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也由军用企业转为民用企业。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考虑环境影响，含有多氯联苯的变压器和电容器被全部废弃并封存。吴水平分析，这些地区留下三线建设辉煌成就的同时也留下了多氯联苯的记忆。不过，这些记忆随着变压器、电容器的封存，多氯联苯的记忆也被尘封。 

　　“几十年过去了，不仅地方环保部门不清楚，原来使用、生产过的单位也早已更替，多氯联苯使用、封存地点清单的调查难以进行。”刘新会说。

　　1991年，国家环保总局与原能源部颁布了《防止含PCBs电力容器及其废物污染环境的规定》。其中提到全国含多氯联苯电力容器的贮存几种类型，包括封存年限为20年的集中山洞、地下封存，以及设计年限不超过3年的厂区内暂时封存。

　　据记载，北京延庆、甘肃天水等地的山洞及大连供电局、浙江绍兴供电局地下均有多氯联苯封存点。而厂区封存则在指定区域用水泥墙封存钢制槽罐贮存多氯联苯。

　　据一些研究表明，如今很多厂区封存时间已超过3年，多氯联苯已经流入环境。不仅如此，由于电容器中包含铝箔，许多不知情的百姓为卖钱偷走铝箔，还曾将电容器拆开，导致多氯联苯直接挥发或渗入土壤、水体。

　　按照斯德哥尔摩公约要求，2006年5月，我国多氯联苯管理与处置示范项目正式启动，总投资3200万美元。

　　2006年，浙江省成为清除多氯联苯项目示范省。当时，电力和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调查小组，采用查阅档案资料、发放问卷、实地走访等形式，利用物理探测技术，初步确定了43个封存地点，并发现一些封存点已出现泄漏，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不过，封存地点的具体情况至今未公开。仅绍兴市政府网站上，一份名为《绍兴市多氯联苯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提供了截至2009年12月该市封存点的情况。方案中描述：“该位置是一个服装店，店面是6层楼中的一楼，上面有居民居住”、“离最近的居民区约有70米”、“所在地周边现已被房地产开发”、“约40台电容器被直接埋于水塘中，现水塘已被填平”。

　　而刘新会等人于2008年共同编著的《中国PCBs削减处置初步战略研究》一书中有较为全面的多氯联苯残余信息。然而，与郭汝中接触后，毛达对其中的数据产生了质疑。“研究中称四川省有68台变压器，但仅郭汝中工作的工厂里便不下300台。”

　　对此，刘新会承认：“数据均由各地上报，随时间推移，也许有了变化。”

　　从2010年起，环保部门开始进行大规模调查。例如，四川省、甘肃省张掖市均对非电力行业含多氯联苯电力设备及其废物进行了调查，重点是1980年前建成自备变电系统的非电力行业企业及相关单位。

　　据介绍，目前，多氯联苯封存点第二轮勘查工作已经展开。“这不仅仅是政府的任务，环境保护更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刘新会说，“需要鼓励民众参与到其中。”

　　而对于已知多氯联苯废弃物的处理，则需根据含多氯联苯的浓度、废弃物的形态进行。“高浓度的采取焚烧法，液体废弃物则可进行脱氯还原处理，浓度较高的土壤还可采取热解法修复。”刘新会说。

　　据悉，目前沈阳和天津各有一处多氯联苯处置场地。然而，长期从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表示：“仅两家处置场地并不够。”

　　无所不在的幽灵

　　公众对多氯联苯的藏身地点一无所知，从相关研究来看，多氯联苯污染状况堪忧。

　　研究发现，当年废弃电容器的封存点是首当其冲的重灾区。2005年，沈阳环境监测中心分别对来自湖北、辽宁、吉林和甘肃封存点土壤进行监测，发现部分多氯联苯封存点已经对土壤造成了严重污染，最高超标可达307倍。不过，这项研究并没有公布污染物超标的封存点。

　　电器拆解点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浙江台州、珠三角地区的农田生态系统中，土壤和部分常见蔬菜存在多氯联苯污染已构成重大的人体健康风险。

　　而其他的研究也大多都没有带来好消息，多氯联苯正像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侵蚀着人类的生存环境。

　　据刘新会介绍，由于多氯联苯在环境中的蓄积性、持久性和长距离迁移性，目前在水体、土壤和大气等环境介质中仍有不同程度的检出。“它主要由低纬度向高纬度长距离迁移。”他说。

　　甚至在我国西藏杳无人烟的南迦巴瓦峰，也在1985年首次检出了极微量的多氯联苯残留。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我国珠江三角洲、闽江口、厦门西港、海河等33个水体的多氯联苯检测数据中，有19个已经超过《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限值，说明我国水体已经受到多氯联苯的严重污染。

　　例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教授祁士华针对重庆地下河多氯联苯分布特征的研究发现，该地区绝大部分地下河均有多氯联苯输入，主要通过生活废水和垃圾渗滤液的排放进入环境中，可能通过饮水途径对居民产生致癌风险。

　　专家表示，由于多氯联苯几乎不溶于水，因此一旦在自然水体受到污染，便会产生长远影响。

　　同时，沉积物在多氯联苯迁移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大部分多氯联苯最终都被沉积物吸附，因此沉积物是其主要的环境归宿。

　　研究发现，珠江三角洲广州河段和澳门河口的沉积物中多氯联苯浓度极高，被研究者称为“高生态风险区域”。更可怕的是，研究发现，在这一区域内，广州和香港地区人体和母乳的抽样调查表明，多氯联苯浓度也处于较高水平。

　　吴水平向记者透露，最近已经发现我国近海沉积物中多氯联苯含量增加，这正是他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多氯联苯还可在生物体内积累，尤其是水生生物。鱼体肌肉丰富的脂肪酸使多氯联苯更容易积累。上海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副教授余应新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上海地区，如果食用量相等的情况下，人体通过食用鱼类摄入的多氯联苯量可达到肉类的20倍。

　　同时，珠江口、宁波、闽江口、太湖、厦门岛、香港等地的贝类体内也有较高水平的多氯联苯。

　　另外，多氯联苯也广泛存在于我国土壤中。不过，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土壤的多氯联苯含量普遍较低。参照荷兰农业土壤多氯联苯容许含量的标准值，我国土壤处于轻度多氯联苯污染状态。

　　郑明辉向记者解释：“这是由于我国生产多氯联苯时间较短，相对其他国家使用较少。”

　　尽管目前人们已经注意到多氯联苯带来的危害，但对于一些新的“多氯联苯”仍需保持警惕，诸如应用广泛的新型阻燃剂多溴联苯醚便是其中之一。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十溴联苯醚已成为我国产量最大的含溴阻燃剂。在生产、使用或销毁处理时, 多溴联苯醚很容易渗出或灰化进入空气，并扩散到其他环境介质中。“特别是在电脑机箱中的灰尘中，多溴联苯醚大量存在。”刘新会介绍。　

　　此外，已有诸多研究发现，多溴联苯醚在人体血液、脂肪组织和母乳中浓度呈逐年上升趋势，有的已高到足以影响人体内分泌和肝脏功能以及繁殖发育，对人类以及环境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

　　专家表示，当前，人们应铭记DDT、六六六、多氯联苯带来的惨痛教训，最终消除持续性有机污染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