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背后：费城染色体的故事

　　近日随着电影《我不是药神》的观影热潮，“药侠”程勇、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格列卫……等词汇逐一走进大众视线，影片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片中还原了众多个人、家庭因瑞士版“格列卫”高昂药价至倾家荡产，还有众多的病患由于病急乱投医被迫去相信那些所谓的神仙假药而致痛不欲生。“他才二十岁，他想要活命有什么罪。”“吃不起药，就只能等死。”“我想活着”可能比所有华丽的词藻、梦想都坚定且直至每位观影者的内心。

　　三年前外院进修时的一天，在给一个血液病患者抽血的时候，同样的口音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大姐是二十年前确诊的慢性髓系白血病（CML），五十岁上下，气色不错，走路利索，来之前还化了一点淡妆，抽血时多问了两句近况，大姐答到：“近来还不错，上次基因检测阴性，二十年前我就得这个病了，挣了钱，就来开药，没药了，接着回去挣钱，有钱就有命啊！”电影除了还原一个个病人痛苦而扎心的与疾病抗争的同时，还把CML这一疾病拉进了大众的视野中央。

CML与Ph染色体（费城染色体）

　　慢性髓系白血病(CML)是骨髓造血干细胞克隆性增殖形成的恶性肿瘤，占成人白血病的15％，全球年发病率为1.6-2.0/10万。我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CML的年发病率为0.39-0.55/10万。国内CML发病人群较西方更为年轻化，流行病学调查显示CML中位发病年龄为45-50岁，而西方国家CML的中位发病年龄为67岁[1]。CML的诊断参照文献[2]诊断标准。即典型的临床表现，有Ph染色体或有bcr-abl融合基因阳性即可确定诊断。CML作为血液恶性增殖性疾病的一种，它的研究开创了血液肿瘤靶向治疗的先河，费城染色体的发现及随后50多年来对此的深入研究，直接推进了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特定靶向治疗血液系统疾病的发展。

　　人类染色体技术发展简史：

　　1956年，Tjio和Levan用人胚胎肺成纤维细胞培养进行观察，确定人体二倍体细胞的染色体数目为46。同年，Ford和Hamerton研究人体精原细胞有丝分裂中期的染色体，亦证实了上述结果。

　　1956年-1968年建立显带技术以前，研究发现了60多种染色体综合征，主要是染色体数目异常的病例，其中就包含1960年费城染色体的发现。

　　1968年，瑞典学家Casperson等利用荧光染料氮芥喹吖因(quinacrime mustard，QM)处理染色体标本，建立染色体显带技术。

　　20世纪80年代，犹尼斯(Yunis)采用了使前期细胞同步化(synchronization)及特殊染色，在光学显微镜就实现高分辨的染色体观察技术。

　　1981年Bauman首次报道了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推进染色体技术发展至分子细胞遗传学层面。

　　(图片来源：BLOOD, 15 DECEMBER 2008 _ VOLUME 112, NUMBER 13)

　　费城染色体：1960年，由诺维尔（Nowell）和亨格福德（Hungerford）在美国费城（Philadelphia）先后从2名及随后的7名CML患者的外周血中发现，命名为Ph染色体，见图1。在发现费城染色体随后30年间，染色体异常分析和转化重组病毒技术的发明及应用使研究人员得以在分子生物学层面确定(9；22)染色体易位的确切分子后果即bcr-abl融合基因[3-6]（图2），这一突破性研究随后被证明是CML发病的原因。bcr-abl作为一种构成性激活的酪氨酸激酶，直接导致人体骨髓中的主要粒细胞从此不受控制地增长，并在血液中不断地积累，无限增生。同时针对该融合基因一类药物被预测为一种有效的和高选择性的治疗CML的药物(如：伊马替尼，见图3)。

　　一点想法：

　　从19世纪末，CML经验性治疗的到今天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特定靶向药物的治疗，人类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分子层面bcr-abl融合基因的突破性研究，给了人们第一次直面并战胜肿瘤性疾病的勇气和能力，费城染色体作为人类肿瘤治疗史上里程碑式的发现，鼓舞着更多的科研人员及医学人士振奋向前！